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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纨浙江总督率领朝廷大军血洗双屿岛后，汪直对朝廷的残酷镇压徽州海商的暴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不得不组建部队及雇佣倭寇备战，以期对抗大明朝廷的血腥屠杀。
黑云压顶，大浪将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这场仗该不该打？朝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也争得很激烈。大明文武官员围绕海禁关闭还是开放？对“倭寇”痛击还是招安？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相让，斗争极为激烈。陷入忠奸、是非争辨的泥沼，文武失和，互相揭阴私，进行窝里斗，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举国不宁。
对汪直这种温和海商只能招安，绝不能残酷镇压，应该说朝中还是有这种明白人存在的。当然这种明白人不一定是有权的大官，他们尽管能发出声音，却一直被压制，不为当权者重视。海禁派后来得势后，更是把持有不同政见、主张开放海禁的人通通打成奸臣。谁敢主张开放海禁，就给谁戴上奸臣的帽子。
嘉靖皇帝已给海禁派喂足料了，他被海禁派牵着鼻子走，丧失是非判断。海禁派叫他跳就跳，爬就爬。
主张开放海禁的人真是大错特错吗？他们真是收了徽州海商的钱，替汪直这些人代言说话吗？
这根鱼刺不只是卡在笔者的喉咙中，也卡在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喉咙中。梁启超在为郑和写的传记中，在高度评价郑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而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但他没有指出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原因就是大明朝廷实行严厉海禁政策，不支持私人航海，当朝官员把汪直这些人当成目无法纪的乱臣贼子。明初朱元璋为对付海贼方国珍叛乱实行海禁政策的时候，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负面效应。海禁虽然切断了许多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收编入伍，事实上是由国家供养起来，所以大大地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矛盾冲突。嘉靖年间实行海禁，打破无数渔民和徽州海商的饭碗，当这些人为生计被迫干走私贸易这一行时，明朝政府却一律简单地将他们全部当作日本的真倭寇处理，进行残酷镇压。
那么，类似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贸易为什么却在明朝嘉靖年间被禁上呢？在明帝国内部，虽然分成海禁与反海禁两派，存在着对商人远航贸易商业行为持有不同意见，但海禁派最终占据优势。一些所谓“忧国忧民”的海禁大臣认为航海是一项净投入没有产出的事业，是一件无利可图的赔本生意，是一件祸国殃民的事。
据统计，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更是花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最后一把火烧了），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以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弊政”，可见明朝内部缺乏远见且反对航海所谓“正人君子”非常多。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明朝海洋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国家经营，同时不准民间经营。
明帝国对人民海上活动进行禁锢。虽然民间在有明时代有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但是无一例冒着杀头的风险，随时遭遇朝廷残酷镇压。
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对人民海上活动进行禁锢──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帝国，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人民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
自宁波朝贡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竟将这件事情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到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
嘉靖皇帝（明世宗）也是脑子进水，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嘉靖皇帝这个举措是极端愚蠢的。它非但没能让倭寇们自行从中国的土地上离开，相反，它成了明朝中期“倭患”日趋严重的最主要的原因。关键是打掉无数渔民和徽州海商的饭碗，生计无着的沿海百姓被迫沦为“倭寇”。
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们都见识到了彼此贸易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
这些走私贸易存在的本身，其实是对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抑商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大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本身是违反了人性，违反了社会的常态的。
与富户们的大规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叶的政治腐败，遍地贪官。土地的兼并程度尤其严重。沿海许多苦于生计的贫民，因此也纷纷入海求生。其中还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以及穷困潦倒的秀才。
最后，这些势力在非官方的潜规则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他们得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们替他们囤积、销售货物。
当市舶司还存在的时候，民间的私市可谓相当繁荣，走私的货物也能够很顺利地运销出去。这些走私集团不会与那些“入贡”的日本人在销售渠道上发生冲突。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入贡”贸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关闭，那些携货而来的日本人，只好将自己所带的货物，赊卖给本地的商人。走私集团的销售渠道与日本“入贡”这的销售渠道出现了严重的撞车。货物无法顺利销售出去，许多日本人开始转向更便捷的生财之道：烧杀抢掠！
因为大明朝廷在实行海禁政策，这样你就不难理解汪直为什么无法成为第二个郑和，无法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只能被逼沦落为海贼王。朝中反对海禁的明白人不是没有，但他们通通被自以为“英明正确”的海禁派打成奸臣了。
第七十四章 乌天黑地（上）
如果一个接到上司屠城命令的士兵，他在杀人之前嚷一嚷，给老百姓一点逃命的时间。或者出工不出力，杀一两个人向上面交差，敷衍了事，那他还算是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一个接到命令屠城的士兵，不打折扣执行上司的屠城命令，而且变本加厉地疯狂杀人，那么这个士兵是甘心充当屠夫的角色，与他的主子一样凶残狠毒，丧心病狂，是一个不可宽恕的恶魔。
大多数明朝抗倭名将都是这种狠角色，他们高举屠刀，砍向无助的人民。大多数抗倭战场被屠杀的“倭寇”都不是真正的倭寇。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抗倭名将欺上瞒下屠杀无辜百姓建立自己不可一世的功名，其正义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站不住脚，遭到不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抗议和质疑。
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王长年夺船斩倭贼”这件事，读史要留个心眼，你才能品出隐藏其中普通人意想不到的信息。阅读理解王长年夺船斩倭立功？又有多少人品出隐藏其中的社会黑幕和罪恶呢？
文中说王长年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不但成功逃生，而且斩杀了整船的倭寇，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2009年的福建高考语文模拟试卷上，有一道阅读理解题：王长年。这篇短文节选自明朝人朱国桢的杂记随笔《涌幢小品》，说的就是这段传奇故事，原文如下：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
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长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