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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西堡后，在当时的大众食堂吃上部队管的第一饭顿，并编了班，宣布我任新兵二班班长，副班长是水源镇的樊祥生同志，全班12个人，其中初中同学徐占林，同村乡友高生珍，同在一个班。
七十年代末，国家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达，加之“特殊时期”的干扰和破坏，铁路运输极不正常，我们坐着铁罐车，连个窗户都没有，车上铺着点麦草，大家就坐在上面，白天接兵干部组织大家学习部队的各项条例，学唱革命歌曲，晚上就睡在车内。列车往新疆开去，张掖、嘉峪关、哈密、吐鲁番设有军供站，每到一站大家才能下车上厕所，它是军列，下车后到处都是新兵，不管男女厕所进去就方便，现在想起来还真幼稚。军供站吃饭后下一顿就不知什么时候了，很多小小的车站一停就几个小时，所以军供站就给带些馒头，解决暂时的饥饿，从上车到吐鲁番下车就坐了三个昼夜。而后又坐搭着绿色篷布的解放大卡车前往，每车28人，4排，每排7人，面对面，背靠背。行驶的路线、吃住都是新疆军区规定的，按托克逊、库米什、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三岔口的行程，命令不准超速、不准超人、不准超站、不准掉队。在车上就感到后悔，这么遥远的路程以后怎么才能回个家里。每到一站还要进行训练，在训练时，很多维族小孩子喊我们解放军叔叔牙可西，解放军叔叔你们好，当时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听到后也感觉很自豪。
1971年元月7日下午，坐火车、乘汽车第十天才到新疆军区步兵独立十二营住地。该营三、四式建制，一、二、三、炮连。先到的陕西新兵为一连，我们为新兵二连，当天下午吃得臊子面，随便吃，饭后我们在一起说以后不管多苦多累，肚子是会吃饱的。没过两天，班上来了一个老兵任班长，我自然就是副班长了。白天训练，晚上连干部和正副班长每四天轮换带哨，检查哨位的值班情况和处理一些事情。在家时一觉睡到大天亮，有事都是父母亲辛苦，在部队上就不行了，人家叫你，你就得立即起来去履行职责。有一次晚上睡觉前给高生珍说：“今天晚上又轮到我带哨了，我好瞌睡啊，”高说：“我替你去吧，你好好睡吧。”，我想了想接着说：“不行，领导知道了要批评我们的。”就这样晚上我还是坚持去带哨了。
部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不怕你调皮捣蛋，就怕你单个教练”，新兵训练是很累的，几个月的立正、稍息、向前看；齐步、正步、跑步走；向左、向右、向后转等乏味呆调地队列训练，整天练地腰酸腿疼，转地头昏眼花，稍不注意让班、排长看到，就要叫出来单个教练，那就更累。我们班的闫仁元同志是朱王堡镇陈仓村人，因甩手不规格，经常被他们叫出来单个训练，因训练太累他坚持不住，在我面前都哭了几次，我就给他说：“既然来了就坚持吧，熬过这几个月，分到连队可能就好些了，就没有现在这么苦和累了”。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力量，它能影响别人，也能影响自己，因此我们就共同坚持。后来我和他又分到一个连一个排，他在四班我在五班，可以说是缘分吧。“动如猛虎下山，坐如绵羊卧地”是部队教育新兵的口号，他叫你走，就得认真地走好，叫你坐就得乖乖地坐下，否则就是违抗命令，轻则罚站1、2个小时，重则单个教练几个小时，苦啊。一个班12个人挤在一起睡一个通床，早晨起床号一响，立即穿上衣服，不下床就要把被子叠得四方四正，床单铺得整整齐齐再下床上厕所出操，只有10分钟时间，有时都是一路小跑。时不时连队晚上还要搞个紧急集合，一天累的不知东南西北的小伙子，正在睡梦中听到号声，一咕噜翻起来，穿上衣服，打起背包就往外跑，就是这样班长还一个劲地催着，因为连里要计时间搞评比，还要带出营房跑一圈，弄得我们昏头转向。苦练军事技能，练就强身壮骨，养成热爱祖国之优良品质，报效国家。四月中旬新兵往四个连队分配，我是最后一个点名的，被分到三连。后来我才知道，营里想把我留在营部，被一个有关系的代替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命吧。
到连队我分到二排五班，各方面的条件就好点了，睡的还是通床，就没那么拥挤。连队养着猪，种着蔬菜，所以吃的也就好了，经常还改善一下伙食。训练不太紧，工作不太累，两、三个星期还可以请假到喀什观观景色买些东西。我又是班上的政治宣传员，记记录、写稿件，参加一些活动，自我感觉有了信心。
那年夏天，营里安排我们连去草湖农场种地，约50多公里，一天晚饭后，排长带着我们背着行李、武器，走了一夜，第二天十点钟才到达。营房破旧，都是土坯泥巴盖的，形成半‘工’字座西面东，前面有些沙枣树，一条南到北地乡村路，后边是一条排碱沟，环境就更不用说了，既没有娱乐活动场地，周围又没有群众，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和滩。距我们住地约5、6公里，驻扎着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一团，离当地的农民就更远了。在这样的环境中，连队一边训练，一边种地。有一次我们全排往小麦地施肥，每班一排地，当时下着小雨，我和副班长，河南人，68年兵，个子矮小，但很活泼，抗着一袋尿素到地里，没想到袋子里的尿素不是散的，都是垂头和鸡蛋大的块，刚撒时我们用脚踩，用手捏，撒着撒着突然下起了大雨，接着是风搅雨，好像是老天爷故意捉弄我们似的。有些班开始往回走，副班长一看就急了，说“不管它了，袋子里装什么我们就撒什么，撒完快回。”没想到我们撒的肥料让连长看到了，他到地里进行了检查后，就到我们班里问班长，那块地是你们班撒的肥吗，班长说“是的，咋了”，我一听心里就慌了，头就大了，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就知道那样撒上肥的后果。因为思想紧张又害怕，连长说的其他话就没有听清楚，只听到连长说：“明天下午在全连会上作深刻检查”，班长也没说什么，副班长是他的老乡。他就告诉我写一个比较深刻的检查，明天下午在全连会上代表班里发言。事情是我和副班长做的，只好接下这个不光彩、丢人显眼的任务，经认真地考虑后反思，我没有说客观因素，主要从主观和自身找原因，以及肥料对农作物的好处和危害写了一份检查，代表班里在会上发言，当时连领导很满意，连长在会上说；“杨永福同志代表五班作的检查很深刻，认识到了错误和危害，提出了今后的决心和努力的方向，知道错了，认识清楚，改了就好，希望全连同志学习五班这种知错必改的精神。”当时我就很高兴，默默地想，连领导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表扬了五班。从此，我在连里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各方面受到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比如，在浇水时水大的时候全班都去，水小时班长就让我和几个老兵休息，他带其他人去浇。也为我后来参加机要工作和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7月份的一个晚上，指导员带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干部来到我们班，他问了我的家庭及其它情况。睡下我就想，不知他们干什么，怎么其他人没问就问我一个，当时也没在乎。到11月中旬，连队完成任务撤回营里进行一个多月的冬季拉练训练，锻炼部队的意志和野外指挥、配合能力。临出发时，指导员通知我不参加这次拉练，另有工作安排。过了两天来了一个车把我们营的4个人及行李拉到南疆军区机要处参加培训，我才知道7月份去班上的那个人，他就是负责机要培训的教官。
秋收时期，农三师四十一团邀请我们连帮助收玉米，一百多号人到地上，连长宣布“从一排一班开始往后排，排长一行，其他人二行，不准掉队，不能给连队丢脸，做出点样子给兵团领导和群众看。”就这样一排长第一个动手了，接着就是一班长及其他人。到二排时，排长是个大比武出身的老同志，他啥话都没说，拿着镰刀砍了一行，四班长就紧跟上，到五班时，我们班长个头不高，但很开朗，在班长们里他的威信很高，他说：“弟兄们干吧”就下地了，紧接着我就跟上，在班上轮个子和身体我是好的，心想你班长能干多少我就干多少，不能影响全班。有些身体差的、个头小的、手脚不利索的就掉在后面了，砍过去的地一眼就看的很清楚，经常排长还来督促，他不想让他的排到最后，影响排里的荣誉。下地后一直就没休息，中午一点多炊事班送去包子时，连队才统一收工，砍了一上午还没有到地头。超强度地体力劳动和超时间地午饭，大家饿得拿起包子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我也不知吃了几个，我们班一个姓蔡的战友说他吃了十五六个，后来我们就叫他菜包子。连队紧张而有秩序，苦练军事技术，埋头苦干的日子，也有快乐和憧憬。不但星期天可以多睡会觉，而且老乡们聚在一起，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谈谈家常。有时连队把面粉和饺子馅发到各班包，还要提前派人去炊事班排队等锅，否则就没锅煮饺子，副班长很灵活，他提前就排好了队，集体生活是很有趣的，吃着自己包的饺子是特别有味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看电影是不多的，营里电影队二三个月来一次，大家才能看上电影，但也没什么好片子。农三师四十一团放没看过的片子时，他们就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