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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先生的挚友伊萨？罗森斯坦因也参与了马尔罗的战斗。这位前党卫队成员在1941年被发现犹太血统，他们再次在德法边境相遇时已各为其主。“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身为法国游击队员、斯特拉斯堡守军的罗森斯坦因对加兰举枪相向，后者还以同样的决绝。
多年后我把这则日记放在罗森斯坦因面前时，他说，“真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一名剧作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谈论这件事时加兰先生已经去世，罗森斯坦因则在法国监狱里，但看上去一派优容。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收紧下颌以使自己不那么像在吹牛。“他可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补充道，“御用文人不也是文人的一种嘛？”
那天他把雪铁龙开到阿尔萨斯一处无名荒地上，试图说服加兰与之合作。“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而我也没有制服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打算，”罗森斯坦因望着前方略高的地方，人们在陷入回忆时是很难撒谎的，“所以我踩下油门，准备把车开到十米外的河里去，反正我们都不太会游泳，如果老天站在我这边，兴许结局会令我满意。”
“不，这跟大义凛然丝毫不沾边，我只是信任老天会眷顾我，”他摆摆手，“可是那小子差点把我手腕都拧脱臼了。结果我们只是在车里打了一架。”
“但愿您这位文人没有被揍得很惨。”我同情地看着他。
他顿了顿，旋即笑了起来，“实际上是你爹被搞得很窘。噢不，我不能对我的教子说这些，我改变主意了。”
不得不重申我没有什么教父，虽然这会遭来“一个男孩怎么也那么看重名分”一类的调侃。我那一星半点的贫嘴大概都是跟这位大叔练的，现在我好奇他到底对我老爹耍了什么滑头。
“你知道，即使打架也有一些禁忌部位，”他停顿了一下，看见我皱眉后更加好整以暇，“所以我就——噢，当然不会违背骑士精神，事实上我正要发扬骑士精神，像浪漫小说里那样。”
我真的后悔自己的好奇心了，为什么我的父辈从来没给我树立一点正面的榜样。
据称老爹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好友一记头槌。所以当他逃出雪铁龙时，两个人都眼冒金星。他们各自拔出枪，“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上帝知道他们都在瞄准哪里。
一切细节都是信仰的绞刑师，还是来讲述更为宏大的历史吧。他们骑士般的友谊并未因此破裂，但两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血河。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爆发，德军重新攻打该地。阿尔萨斯—洛林旅奉命死守斯特拉斯堡，这支传奇般的游击队抵挡住了德国人的背水一战，最终让战争惨淡收场。
这是史实还是史诗？二者正如这对挚友对他们相遇的说法那样各执一端。在本文作者看来，阿尔萨斯的解放仅仅是德军的战略性撤退的结果，而阿登反击战是由于燃油等后勤补给的沉疴而崩殂。似乎只要给坦克灌满汽油，德军就能再次越过斯特拉斯堡，直抵巴黎。
、新年
死囚们筹办在监狱里的第三个新年，圣歌在火鸡肉的香气里飘来，不同的教派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我拿着一只未发酵的面包，看着桌子对面与我一样年轻的笑脸，大口咬下去。
景象和在警卫旗时一般无二，只是这里有一道高墙阻隔了外界，但那时我们也没想过兵营外的世界。1938年的圣诞礼物用普通军袜包裹着的酒芯糖，缩微的巧克力酒瓶就像玩具。塞普老爹反对年轻人吸烟喝酒，这癖好后来沿袭到党卫军青年师的配给上。
那时人们成长得更快。战争末期我们还不满三十，已经在比我们年幼的人身上唏嘘自己的过往。我们这些一零年后出生的人有幸遵循自己的意愿，走上如今的道路。1933年纳粹上台时我十八岁，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生于二十年代的人自幼便在纳粹笼罩下，尚未懂得人生的正道，就被狂热宣言驱使到战场上。这些仅比我们年幼十年的后辈自来被灌输一整套纳粹理念，我们便身负指引他们避开毁灭的责任。
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少年的死亡，很多人死在战场上，现在由于不堪忍受刑讯，十八岁的孩子死在监狱里：几位党卫军士兵的□破损，几个人用裤子挂在窗上结束生命。活着的人无法为之鸣枪敬礼。
残存的人布置起圣诞晚会的会堂。没有圣诞树，但是有圣餐，取代帝国时的烛火和煞白的百合，假装成一个简朴农家的新年礼。我们喝咖啡代替酒类，统一的囚服使我们像一家人。我看着故友重逢：身份改换，面容渐老，笑容是苦中作乐，但经年的友谊是真实的。就像在瓦哈拉，只是这里的英灵不享有永恒的殊荣罢了。
自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即使在监狱里，生活的片刻温暖也让人沉醉。于是我扭头看向窗外的高墙和铁丝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实。
新年快乐。
1948年1月1日
、死亡
死前的记忆总是特别清晰，往事根据它们在我骨骼里的深浅而先后来到，回忆所用的时长也以此为据。这就是记忆的力量。人为了实现价值而生，而记忆就在人所经历的各向同性的物理时空之中，把某些经历赋予更高的价值。
死刑因此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人道。假设安排后事是每个人生命里最后的愿望，那么在监狱里等待可以预期的死亡，就拥有了思考在余生中做些什么的权利。
遗憾的是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美国人令人失望。两年前我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我仍然这里，看着太阳从高墙的一头爬起，又落到墙的另一头。
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被剪除了重要新闻的报纸外不被允许接受外界信息，除了无关痛痒的书籍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时间变成纯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气味清鲜。柏林，浪迹的生活被各种事件冲乱。布拉格通往中世纪的查理大道上，春寒让人禁不住竖起衣领。东线，我在一个锈蚀的炮架边上看见一株欧石楠，其下是冰封的年轻人的尸体。
在战争的严寒里，我见过很多的春天。阿姆斯特丹浓雾深锁，日内瓦湖畔风光明媚。1944年斯特拉斯堡空袭后，圣艾蒂安教堂墙角一丛勒杜鹃开的鲜红。但1945年的春天从未到来，我走在莱茵河岸无尽的瓦砾堆当中，这条载着德意志最辉煌文明的河流，此时只是冒着黑烟的废墟。五月，柏林在巷战中化为灰烬。
五月是怎样的季节。
几年来我们对此噤声，好像这样就能让记忆拐过弯去，覆水再收。在一生的终结地兰斯贝格，时间过得太慢，不得不细心查看大自然的琐屑变化，才能发现日月流逝，而我们对此背过身。直到今天我迎头撞见它，才又看着窗上羽翼丰满的斑鸠，寻找五月的气息。
我在海德堡的丛林里呼吸过的空气，在柏林轴心大道上看过的秀小的菩提树，都提醒我春天的含义。那时我们的面容和现在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生与死倒置。在又一个五月初至时我想起生活的感觉，那些过去将带我迎接短暂的未来。
1948年5月13日
、柏林故事
【编者注】
这是一段极其抽象的回忆。作者不去记叙那些漫长的故事，而是直接落笔为过后的省思。从晦涩的语句中只能猜出那是他一生最鲜明的岁月，他对之作了细致分析，却认为不足为外人道。
这是作者的个人路径，只有同路人能分享一二。如何读懂他的人生，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面对这篇抽象概念组成的回忆，我只感到进入历史的荆棘丛生。
【原文】
在兰斯贝格追忆柏林，就像在远别后追忆暗慕之人。我想念他们，但四维时空里错误的时间地点会导致事件不能发生，主观意愿再强烈也没有用。就这样，我看着新刷了灰浆的围墙上飞起一道山影，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那座城市。
我来到柏林时只有21岁，而以市民的身份生活在其中，则要到1938年的夏天。那时我从警卫旗的军人变成安全局的政府职员，离开部队管理而投入社会，生活一下子多出安排一日三餐和与邻里相处之类的琐事。此前我是在总理府前走正步的“柏油路部队”仪仗兵，高等学府实验室里的大学生，中产阶级家庭独自长大的少年。
但也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弥足珍贵的人，懂得从未想过的一些概念。于生存本身它们只是奢侈品，于人生则善莫大焉。毕竟没有人必须依赖谁而活在世上，但不系于血缘的手足连理却可告慰心灵。
调任安全局后，我在威廉大街与一位大学故友重逢，那时他令人惊讶地穿着党卫队制服。我们的关系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