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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真正地绝望了，她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马丽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她常常让猫咪将她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她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她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1995年1月13日深夜，马丽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就在马丽下了必死的决心时，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一所中学请李老师讲“双差生的教育问题”。李老师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给学生的应该永远是希望……”讲座令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是马丽母亲的同事，她跟李老师谈起了马丽，她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她，不然她死定了。”
那已是1995年的8月。一天，马丽如约来到了李老师的家。她低着头坐在沙发上，苍白如纸的脸冷若冰霜。李老师看见了她露在衬衣外面的手，那手背和手腕上的伤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她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
马丽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9月1号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我一定要死。”
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想死，可是你心里却是矛盾的，因为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不会来我这里。”
马丽的心猛地一震，她抬起了头，目光迎上了那束正注视着她的温柔亲切的目光。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透彻地直达她的心灵深处，还没有人了解和洞悉她那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摆脱的矛盾，还没有人认为在她心里还有那种叫作“希望”的东西。
那天，她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三毛，谈海明威，谈《老人与海》，谈生与死的意义……马丽觉得，坐在她身边的这位老师与她所见过的老师不同，和她一起交谈，她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她和她是平等的，她尊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和言不由衷。
马丽走后，李老师想了许多。要救马丽，就只能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家里已经住进了三个孩子，而且，马丽受到的伤害又是那么的重，她那被严重扭曲的心理能调适好吗？如果出了意外，她又如何去面对她的父母？可是，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却紧紧揪住了她的心，她如果抓住那双手，也许就能将她拖出死亡的阴影，如果她放弃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想了一夜。
第二天，她给马丽的母亲打去电话，说：“你将马丽送来吧，我已想好了，她下地狱，我跟着她一起下地狱，她要上天堂，我送她上天堂。”电话那边，绝望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几天后，马丽来到了李老师的家。推开门，她发现屋里有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包饺子，这些年轻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见了她，大家很热情地拥上来打招呼，邀请她一起包饺子，渴望交流也渴望友谊的马丽在无拘无束的谈笑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快乐。
这天晚上，李老师让马丽跟她一起睡。当电灯关闭、黑暗降临时，她发现马丽马上用被子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头。没有人知道，连马丽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马丽惧怕黑夜，她几乎夜夜被噩梦纠缠，多年来她几乎一直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在漆黑的夜里，她被一群人紧紧追赶，她跑啊跑啊，突然，她惊恐万状地发现，前面已无路可逃，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每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她都大汗淋淋无法入睡，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李老师轻轻握住马丽的手，在她耳边喃喃着：“好孩子，睡吧，别怕，好好睡吧，别怕……”在她的喃喃声中，马丽渐沉入了梦乡。这天晚上，那个纠缠马丽多年的噩梦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发现，她的右手仍被李老师握在手中。从那以后的三年里，几乎每天晚上，李老师都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在她的耳边喃喃着直到她入睡。
在马丽来到李老师家后的第二天晚上，李老师笑眯眯地拿出当年的高考试卷说：“我们一起来做做这些卷子好吗，看你能拿多少分。”这像一个游戏，马丽做得很轻松。结果，竟得了三百多分。李老师高兴地说：“马丽，你真行！只要努力，你一定能上北大。”
马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打从进了学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过“马丽，你真行”，老师和同学没说过，爸爸和妈妈也没有说过，更没有人认为她有希望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北大。
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李老师，她看到的是一张挂满了笑容的脸，那笑容像一缕阳光射进了她关闭已久的心灵，激活了她的自信，让她看到了希望。
马丽成了李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开学不久，班上竞选班干部，李老师问马丽想不想参加竞选。马丽犹豫地说：“想是想，可我行吗？我从没当过班干部。”
“去吧，试试看，也许你能行。”李老师鼓励她说。
马丽报名竞选宣传委员。竞选开始了，马丽很紧张，她看了看坐在教室后排的李老师，李老师微笑着朝她点点头，那目光分明在告诉她：“不要怕，你能行！”她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更出乎马丽意料的是，投票时，李老师站起来投了她一票。
学校要举行秋季运动会，李老师鼓励马丽参加4000米越野比赛。马丽害怕地说：“我从没参加过运动会，更没参加过长跑，我哪行啊。”
“不要紧，只有你坚持跑不要停下来，你绝对不是最后一名。”李老师说。
比赛时，马丽牢记着李老师的话：坚持跑，不要停下来。结果她竟拿到了一个好名次。
转眼就是期中考试，对考试的恐惧又开始紧紧地缠绕着马丽。考试的前一天，她发起了高烧。那天晚上，李老师在她床边守了一夜，也想了一夜，如果马丽不参加考试，她就不知道这段时间努力的结果，就得不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没考好，对她又是一次打击。最后，她决定，如果早晨起来烧退了就让马丽去参加考试。
早晨，她摸摸马丽的额头，烧退了。马丽说：“我不去，我害怕……”李老师将她搂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好孩子，你能行，别怕。”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入学时成绩排在全班最后一名的马丽，总分排在了全班第14名。
一直被打击被毁灭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地修补，在一点一点地建立。马丽不再觉得学习是件痛苦不堪的事，她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生活的快乐。一天深夜，李老师还在灯下批改着作业。楼下传来青蛙欢快的叫声，马丽睡不着，她走到李老师身边，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你听，小青蛙又叫了，生活真好，我再也不想死了。”李圣珍泪流满面地紧紧抱住了马丽。
1999年，马丽以高分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在学校，她是能唱能跳能说的活跃分子，还是校业余话剧团的台柱子。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丽是一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活力的马丽。
只有差老师（4）
曾经自虐的强强
我是在听说了马丽的故事后去拜访李老师的。马丽告诉我，她离开后，又有四个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岳岳，一个叫熹熹，一个叫田田。
那是三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乘坐京通快巴去了通州。在一条名叫磁器胡同的小巷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家。两间不大的小屋里挤着四张单人床，那是孩子们睡的，李老师的床是一张破旧的黑沙发，人造革的沙发面裂开着一个个口子，晚上她蜷曲着身子睡在上面，白天便将铺盖卷起来。
我去的时候，李老师正在厨房里忙着给孩子们做早餐。那天是星期天，家在武汉的大虎和岳岳被家里人接回去了，只有从河北来的熹熹和从湖南来的甜甜在家里。
熹熹已经醒了，蹬开被子在床上翻起了跟头，见李老师进来，他调皮地眨着眼睛做了一个孙猴子偷吃仙桃的馋相。李老师的脸上立刻绽满了笑容：“好孩子，快起来，太阳晒到小屁股上了。”
李老师50岁开外，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她笑起来很好看，那笑容牵动着细细密密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天，她上身穿一件大红的对襟羊毛衫，下身是一条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西裤，浑身上下有一种随和的淡然。
李老师说她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在她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差生，只有各有个性，各具特长的“这一个孩子”和“那一个孩子”。
1994年，李老师16岁的儿子王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一位姓张的中年妇女找到了李老师，她哭着说：“李老师，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不指望他像您儿子一样有出息，我只希望他好好做人，不要成为社会的渣滓。”张女士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与第一个丈夫生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