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蒸的，是前一天晚上做的。
叶蓉：你这样一说让我想起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何经华：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非常高。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他要求我全部用背。所以我整本书都会背。最后就体现在中考成绩上，中考的时候我的英文是满分，而且我是20分钟不到卷就答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英文考了99分，就错了一题。
叶蓉：父母对您进行了成功教育，那您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是也特别高？
何经华：我常常说给孩子几个东西很重要，第一给她一颗清楚的脑袋，再给她能说的一张口，能写的一只手，最后给她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代表家庭价值、金钱价值、亲情价值、友情价值。我觉得给孩子这些东西就够了，往后她大学念什么科系，读出来做什么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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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集团公司前总裁何经华（2）
叶蓉：但是我很怀疑您说的这种朋友式的教育方式。您现在一周都可能在五个不同的城市，您还有多少时间留给太太、女儿？
何经华：家人的相处如果在量上没法追求就必须追求质。我以前工作也很忙，经常把工作带回家。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经常把她抱在腿上，我要做PPT，我说帮爸爸按一下这个键，按一下这个就会出来，让她参与。我有时候在外面剪草，我女儿就夹在我的腿中间，我们一起剪草。我经常告诉孩子爸爸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爸爸在干什么。所以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股票，什么叫期权。那时她也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是她建立起很多我所谓的知识概念，还有一些价值观。
第一次面试
叶蓉：在美国拿到学位以后，进入的第一家比较满意的公司是在什么时候？
何经华：暑假有一个礼拜天，我突然想，这个电脑硕士值多少钱？我就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打开求职栏。我一看就傻了，前前后后有十几页的工作机会，翻了半天还翻不完。我花了三个小时把每一个框都读完，然后抄了两家公司的电话。我礼拜一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在电话上就和我谈了四个小时，有七八个人和我谈。最后一个跟我说，何先生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明天想见见你。我说有空有空，那我明天就去了。结果礼拜二我就上班了，一上班就到今天。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工作环境当中就两种人最多，白男人跟白女人，黑人都很少，东方人更少。因为那是一个销售的领域，我开会时回头一看，全是白人。
叶蓉：为什么会东方人的机会这么少？
何经华：如果今天让一个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做我们公司的一个基层销售，你认为是什么概念？他的语言能力肯定不如中国员工。
何经华：当时我把每一个客户都当成一本书。我常说今天我可能接触一个客户。我常常告诉自己，我说这个单子我可以丢掉，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输掉，就是客户的知识，至少要学得这家公司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他们的优势是什么，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会问客户许多问题，可能跟我要卖的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过几个月我又可能碰到另外一个新的机会，我可能又丢了，因为我的知识不足，我的经验不足。等到第三次、第四次，我再碰到类似的这种客户的时候，从此以后我一单都不会丢。因为到最后我会比客户的知识还丰富。所以如果说你在同一个行业里面你接触三家客户以后，你说话能够像专家。所以我慢慢地就把自己变成一个顾问式的销售，绝对不是销售式的销售。什么顾问呢？行业顾问式的销售，管理顾问式的销售。
三百把小火
叶蓉：很多空降兵进入一个企业之后往往充当一个大刀阔斧改革的角色，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自己被改革掉。您到用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扮演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角色？
何经华：组织已经先于你存在，你进来干领导都叫空降兵。我一路做空降兵的感觉是，如果一进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风险会很大。你为什么认为你的想法会优于你团队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到用友时媒体问我，何总，你的“三把火”是什么？我说我没有“三把火”，我可能三百把小火。我说一把小火解决一件小事，很多的小事解决一系列类似的事，序列解多了它就变成一个面。我一向不赞成一个大的机器运转那么久，你突然要反向操作它，金属可能会断裂。我很认同古时候的大禹治水，是疏导。
叶蓉：那您认为您会给用友带来什么？
何经华：我在用友的第一个演讲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希望在用友期间也能够培养出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干部职业的训练是比较弱的。他不是照一个组织的方式去勤奋。他朝他的方向做。很多公司“莫名其妙地长大”，因为市场不错，怎么做大家都能挣点钱。莫名其妙长大，每个地方长的样子都不一样，最后无法管理。
叶蓉：失控。
何经华：英国的巴林银行是一个百年老店，居然被一个新加坡的交易员把这家百年老店给玩完了。
叶蓉：开始我说您是打工皇帝，能不能给年轻人教两招，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何经华：面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假定我是主考官，我听这个年轻人作演讲，我不会去太讲究他的内容对不对，因为他毕竟年轻，但是我会看你到底用了多少心在准备这次演讲。如果我发现你完全没有用心，可能两分钟我就站起来走了。另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更深思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懂不懂这个呀？这是一个很直观的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要么是懂要么就大概懂一点，或者干脆说不懂。如果是这样子来回答问题的话就表面化了。你要更深层次的去看每一个问题的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叶蓉：我知道您有一个小故事，面试您的人问过您会不会打高尔夫，当时您不会，但是您告诉他会。为什么要撒谎？
何经华：回去就练。我当时想他为什么要问我会不会打高尔夫球？是不是打高尔夫球是这份工作必备的技能之一？我如果说不会我可能就没机会了。
跳槽的频率
那天到复旦大学做讲座，一说到何经华，不少的同学都记着他在《财富人生》节目中所说的那席话，内容是关于招聘员工的。
何经华说，他看应聘者的简历是第一不看名字，第二不看学历，也不看是哪个学校毕业。他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人在每一份工作上干了多久。他是不会多看一眼那些每一两年就跳一份工作，或者是跳动得更加频繁的人。他认为：其一，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其二，这样的人碰到困难和挫折时一定选择放弃。
我想，他也不是绝对的反对跳槽，当然也不会说相隔多少时间是跳槽的最佳节点。跳槽的频率是很难用数字来确定的，也不会既适用于甲又符合乙；问题的关键是你在每一跳中，自己的能力是否有了提高和增长，施展的舞台是否有了扩大。
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周，何经华自己也跳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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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仁东软集团董事长（1）
1955年8月，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
1976年，考入东北大学的前身——东北工学院，学习计算机应用专业。
1986年，赴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做博士论文。
1987年，回国后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
1988年，创建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网络工程研究室。
1991年，和日本阿尔派电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沈阳东工阿尔派软件有限公司。
1996年2月；“东大阿尔派”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软件第一股”。
2001年组建东软集团，担任集团总裁、董事长。
同年当选“2001年度中国十大IT财富人物”。
提供平台是我的满足
被推下海的教授
叶蓉：您身上有很多我们国家的第一，比如我知道的，您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取得这个学位是在什么时候？
刘积仁：是在1986年。因为我们国家博士制度的建立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晚，在那个时候博士相对比较少，全国一年毕业的某一个专业的博士一般大概只有十几人或者只有几个人，正好是我们学位制度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叶蓉：您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中间还有一段去美国学习的过程。
刘积仁：我的基础课程是在国内读的，但是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内的条件比较差，没有这样一种环境来做这样一个论文，所以我的老师就把我送到了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里做论文，回国之后拿了中国的博士，当时的那种制度我们叫做联合培养。
叶蓉：也就是说您这个博士是中美联合培养的，国家第一个。
刘积仁：有中国的老师，也有美国的老师。
叶蓉：我觉得很疑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一般就继续搞科研了，您怎么会想到要下海创业？
刘积仁：事实上创业也是一个意外了。当时拿到这个学位之后，我很快就被提为了教授，那个时候才33岁。我很幸运，在那个年龄拿到教授的头衔，因为以前评教授，大部分要等到50岁以上，而我正赶上学术界一个变革的阶段。所以当时想，一定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学术方面走出一条路来，成为一个知名的教授或者有影响力的教授。
叶蓉：学术界有地位。
刘积仁：所以当时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在努力，在学校里面就建了实验室。然后在我的老师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个年轻人的团队。但是做任何的科研也好，做任何的事业也好，资本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如果建立一个一流的实验环境，除了要找特别好的人才外，还需要经费。那个时候惟一的想法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经费的问题。当时大概大部分人走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向国家申请经费。另外一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