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我本人，希望我们凤凰完成什么样子的一种理想或者使命，我觉得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是我们当时创办时的一个梦，这个梦在很大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要再做些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让华语媒体做到名副其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地位已经与日俱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在世界上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地位，但是我们的华语空间和我们的这种地位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或者说是非常可怜的。
叶蓉：甚至包括人口的这样一个占有量。
刘长乐：对，不合乎我们这样一个条件，怎么办呢，我们并不想去侵占别人的话语权，我们也并不想像现在的英语的主流媒体一样，让全世界都听到只有他们一家的声音或者他们两家的声音，我们想的是让我们华人的声音能够跟我们华人的人口和我们华人的经济实力的发展相匹配，做到名副其实足矣。
涅槃
刘长乐给我的感觉，有着一种天生的团队领袖的气质。他有魅力，有激情，有容量，有文化的底蕴；尤其是他的语言，更是极有鼓动性。
难怪在凤凰的旗帜下，集聚着那么一大批优秀的电视人，心甘情愿贡献。虽然他们在刘长乐生日那天送上榨汁机，还编了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可一转身——我又出发。
凤凰给了刘长乐一个尽情展现的舞台，刘长乐也还凤凰、还华语电视媒体、还千万观众一个惊喜。那天，在录制节目最后的嘉宾感言时，刘长乐说：“我希望我们的凤凰卫视和‘财富人生’这样的制作团队，能够为中国的电视带来一股春风，能够为中国的电视带来更多的财富，也能够为中国的电视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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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北大文化集团前常务副总裁（1）
195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革命军人之家。
1978年，进入湖南省《洙州日报》担任记者。
1985年，被调进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后担任省政府办公厅经济处处长。
1992年，辞职下海，倒石油，做地产，炒期货，卖彩票，尝试过经营多种产业。
2001年，出任北大文化集团常务副总裁和北京京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与《人民日报》社合资创办《京华时报》。《京华时报》创办当年就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早报，创下广告收入年增长过亿的国内报坛经营奇迹。
2003年，出任上海青年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着手经营有着55年历史的《青年报》。在他率领下，《青年报》改版仅仅一年，发行量从10余万份增长到40余万份。
北京人，办报上海
走向市场的学生报
叶蓉：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就是自己在上班的途中或者在等公车的时候，会经常看到穿着青年报马夹的卖报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送报。或者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地去问，说您买不买我们的《青年报》，给人的感觉非常敬业，这是不是也是《青年报》在销售当中的一种特点？
杨国伟：应该说是吧，因为《青年报》从去年9月18号改版以来，面临要开拓市场这么一个任务，因为在上海人从前的印象里，《青年报》是一份面向中学生的学生报。
叶蓉：学生报。
杨国伟：它主要在中学里发行，所以在市场上很难看见。既然我们已经把《青年报》的读者方向转向广大的青年这么一个范围里面来了，首先就要在市场上推销，让大家能够接受。
叶蓉：我们知道《青年报》是一个有着55年办报历史的老报，很多上海人对它有着非常深的一种情感。而上海本身有着两大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应该说他们在国内报业集团中的实力是雄厚的，也就是说《青年报》面对的竞争对手的实力是强悍的，跟这两大报业集团在一个市场上进行同等条件的竞争，《青年报》应该发挥自己哪些方面的特长？
杨国伟：我一直坚持认为报纸就是一张新闻纸，它必须以提供新闻信息为它的主要任务，而不能把它变为一张杂志。所以你看看《京华时报》也好，看我们改版之后的上海《青年报》也好，我们就是以新闻为主，极少有什么副刊专刊，回忆录、诗歌、散文这在我们上面是不见踪迹的。第二，我们认为一张综合性的日报，特别是一张早报，它是一份新闻快餐，所以在操作手法上，我们用大标题、大图片，用简明扼要的新闻增加新闻的数量。这都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和上海其他报纸比较明显的区别。
“石光荣”式的家庭
叶蓉：您是出生在湖南，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杨国伟：我出生在湖南的省会长沙的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
叶蓉：我知道您本人也参过军。
杨国伟：我们家到我是三代兵，从我爷爷开始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具体说就是红军时候的。
叶蓉：老红军。
杨国伟：参与革命的。
叶蓉：说到老军人的形象，很多人马上就在脑筋里反映出石光荣这样一个形象。《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片子我想很多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人会有很多同感，您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有这样强烈的共鸣吗？
杨国伟：我这个家是个标准的石光荣家庭，我的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要求现在看来是近乎于苛刻，甚至是不近人情。我跟我父亲也是20年没见面了。
叶蓉：20年没见面？
杨国伟：对，一直到他去世，所以《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看了无数遍，深有同感。
叶蓉：这个剧情里跟儿子20年没有见面，但是最后临终还是见上了一面。
杨国伟：我连临终都没见上，只见了遗体。
叶蓉：怎么会扭到这种程度，父亲病重都不会回家看一下？
杨国伟：不准告诉，不知道。
叶蓉：你根本就不知道？老爷子怎么会这么倔？
杨国伟：人老了可能性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刚改革开放，思维比较活跃，对一些问题看法上不一致，产生了几句争执，就这样再也不见面了。
叶蓉：您也没想到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吗？
杨国伟：不准见，带孩子回去他都不见，整整20年。2002年初夏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台热播的时候，几个频道轮流放，我是每天都看。这个时候接到电话，说他去世了，我带着爱人、孩子赶到部队医院太平间看到了他。
叶蓉：生在这样的家庭，可能跟出生在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杨国伟：最不一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确实在生活上没有吃太多的苦，哪怕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跟工人农民家的孩子比，我们起码能吃上饭；另一方面，我这个家庭对我们几个孩子的要求的苛刻程度是其他家庭所体会不到的。具体来说吧，可以说两个故事，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学校放暑假、寒假，我父亲就把我送到部队的农场去住，让我挑着担子走过繁华的大街，进入我们机关大院去挑大粪，十二三岁的时候能挑多少。我歪歪扭扭地挑着大粪从机关大院通过的时候，同学们都叫“杨国伟挑大粪了”，都当作笑话围观。通过城市大马路的时候，这么一个年龄又不大，又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人，连挑担的姿势都不正确的这么一个人招摇过市，又引起了多少人的围观。1965年，因为军人家庭经常调动，我们家离开了长沙，我就住校，住校当时一个月给我们多少生活费呢，12块钱，12块钱里面有9块钱是必交的，交给学校食堂。
叶蓉：伙食费。
杨国伟：伙食费才能保证你每顿三两饭，有两样菜，还有三块钱，三两饭吃不饱，要增加的饭票也是要这三块钱来出，还有所有的洗宿用品，文具的费用。
叶蓉：就是所剩无几了。
杨国伟：都是要由这三块钱出，实在不够。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三两饭吃不饱要买饭票，买了饭票就买不了笔墨了，就买不了肥皂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钱不够花，能不能增加一点，增加到15块，这一回我们家里回信是非常之快。
叶蓉：钱来了？
杨国伟：信上面说，接到你的信后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你妹妹他们都参加了，在会上他们都说近来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叶蓉：后来钱寄过来没有呢？
杨国伟：他说全家认为12块钱是足够了，你在生活上应该向那些出生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看齐，在政治上、在学习上要向最好的同学看齐。
叶蓉：你那会儿多大，十几岁？
杨国伟：1965年，我要到年底才满13岁，写信的时候我还不满13岁。
叶蓉：老爷子20年不理你，到最后都已经过世了，你都没见他一面，你埋怨他吗？
杨国伟：我想之所以有今天，恐怕和他的这种严格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种环境中长大，我们一起长大的有很多也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我之所以少走了不少弯路，之所以在我说进入社会之后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在我人生的一些最关键的阶段都没有走错，和这种家庭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像我和我妹妹都是很小就入伍了，对我们入伍父亲有个要求，不准在广州军区当兵。
叶蓉：为什么？
杨国伟：容易找到广州军区的熟人。
叶蓉：因为父亲是广州军区的。
杨国伟：容易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把我妹妹轰到重庆去了。离家几千里，把我轰到河北去了，离家也是几千里，完完全全就是靠自己奋斗。我是当兵了半年之后，我就评上了我们27军79师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部队上下都认为我是农村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参军走的，用农村的名额走的，一直到我父亲出差路过我们部队来看我。我正在外地执行任务，连长通知我从几百里外的石家庄赶回兵营。赶回来之后，隔了老远，连长就说，杨国伟你这家伙，我一直以为你是农村的，怎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