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当时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当时整个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
叶蓉：我那会儿还很小，但我知道那会儿有些人考100多分，最后都能去读个书。您的数理化考得非常的不一般，能告诉我们数理化三门功课考了多少分？
张达：280分。
叶蓉：我帮您算了一下，平均94分那样子，这个是今天听起来都非常惊人的。拿到自己第一志愿复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家人是不是特别高兴？
张达：当时还没有录取通知书，就是学校跑到家里来说你被录取了，我记得好像是10月3号到复旦大学去报道就完了。
叶蓉：我觉得那会儿孩子思想都特别单纯，所以那种气氛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那会儿校园更像象牙塔，我一直想问您跟复旦的感情是怎样的？
张达：当时我入学复旦以后就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的生活，后来知道国家在跟一些国外的教育部在谈派遣留学生的一个计划，1978年我们入学复旦以后的几个月里面，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同学被调走了，所以我在复旦只待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1979年暑假结束，大家又回到学校的时候，大概刚刚回去两个星期，我和其他两位同被挑出来，当时被问了两个问题，说第一你愿不愿意出国，那么愿意；另外就是很有可能你会放弃你现在所学的专业，根据国家的安排，你会被安排学一个别的专业，当时的回答说是的。还有好像我记得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在复旦的户口，因为户口当时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假如说不行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当时都说愿意。
叶蓉：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知道其实那会儿国门是刚刚打开，那会儿外国在普通老百姓的脑海里面还是神秘莫测的。
张达：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德国老师，那个时候在国内大概见到几个外国人都很少。
叶蓉：很稀奇的。
张达：我们有机会跟这些老师每天上课打交道，课余大家交谈，本身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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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大概你们那个群体有多少人？
张达：100个。
叶蓉：您刚才谈到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学校的其他同学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张达：开始没有，开始还是比较简单，可能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学外语，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装备比较好一点，我们的同学都花钱买了磁带的录音机，卡式录音机。
叶蓉：那你们当时所有的学杂费都已经完全是国家一手包了？
张达：对，讲到特殊的群体还有过一些笑话了，因为出国前有一段时间要进行政治学习，有很多国外回来的外交官对我们作一些国外各方面情况的介绍，然后国家也给每个人出钱置装，我记得每人做了两套西装，还有卡其布的牛仔裤，后来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些同学做完以后就在校园里面把这个牛仔裤穿上了，就是倒喇叭裤那种，在学校引起了一些波动，因为这样的话就更显特殊了。
叶蓉：这算不算奇装异服？
张达：对，所以后来在星期五，那个时候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时老师专门提到这个问题，虽然国家出钱为你们做了这些衣服，但是这些衣服是希望你们到国外以后才穿的，希望不要在出国之前就穿上。闹过这样一些笑话。
叶蓉：我知道有关于流行歌曲的讨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张达：对，当时正好是70年代末，刚刚开始有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邓丽君的一些歌，当时还定义为靡靡之音，有些歌曲像我记得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带一些政治背景的，在复旦，同济都有黑板报上讨论这些歌是不是该听。
广场上的集会
叶蓉：当时，刚刚到那个城市以后适应生活和学习快吗？
张达：从生活上来讲因为我们当时都是20左右，甚至20不到的这么一个年龄，我们一起去的都还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从早到晚就是念书，中午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晚饭就非常简单，偶尔学校也有提供晚餐在学校食堂，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去下个面条，非常简单。惟一比较难过的就是周末，因为德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星期天它所有的商店都是不开门的，当时的星期六也只是开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就都关门了。
叶蓉：那你们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
张达：因为只有星期六可以买一些食品，采购一些东西，当时大家约好说是不是每个星期六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大家聚一聚，交流一下，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六个同学，但不一定六个人都来，可能加一些其他的进修老师。但后来这个群体越来越大，有一次我记得突然那个星期六冒出来三十几个人，在一个广场上面突然冒出三十几个黄种人，很多德国人就问，你们是不是要游行啊，我说不是。因为很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是要搞一个什么集会，从那以后大家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机会，别的时间，别的地点。
叶蓉：他们说德国人听张达博士打电话，他不会知道这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
张达：是的，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当时在做博士论文后期，因为需要跟一些化学药品供应商联系，打过去跟他们讲了一大通，我要买什么样的药品，我需要什么什么，最后他们说你留一个名字吧，我就报了我的张达，他说你再说一遍，我拼给他，他说你不是德国人，我说我不是德国人，他说我跟你说了半天以为你是德国人，可能我的口音的模仿能力比较强一点，所以能够以假乱真。
叶蓉：德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比较严谨刻板，甚至是死板，当然也会有一种日耳曼人的偏见，那您在接触这些德国人的时候感觉强烈吗？
张达：还是很强烈，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觉得很神秘，因为中国的文字语言、中国的历史他们知道的很少，而且没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现在的信息交流这么发达，但他们可能还是带着一种自己特有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些事情，这个我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叶蓉：您在德国待了十年，从1980年到1990年，从年龄上是从您的20岁到30岁，这十年应该是人生当中最黄金的十年，您怎么看待您这十年的生活学习？
张达：这个十年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整体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阶段，我的很多的脾气、性格、作风也就是那个时候所形成的，相对来讲我很讲究准时，开会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迟到，我不希望大家开会的时候还接听手机，因为假如有九个人坐在这里，另一个同事迟到3分钟，我的计算是他浪费了大家27分钟。我想这一些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德国的文化所带来的烙印，我很讲究逻辑性，讲话比较慢，思路要理清楚，要严谨，不大轻易答应别人，因为我认为我答应了就是一种承诺，既然已经承诺了我就应该做到，这可能是这个十年对我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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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事
叶蓉：您在德国生活了十年，在这个中间完成了您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张达：1986年年初的时候我回上海，当时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结束，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当时回到上海以后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我的太太。说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同济大学跟达姆斯塔特大学是最早的中德姐妹学校，它有很多的学术交流人员的来往，所以当时达姆斯塔特也有很多同济大学去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就是化学系的陈老师，现在是我的岳母。
叶蓉：我懂您的意思，就是先认识岳母，再认识太太。
张达：从时间顺序上来讲是这样。我跟陈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也跟同济大学其他的一些老师，所以每次回国我都去学校看他们。记得我是一月中旬回到上海，二月底回德国，那个时间应该正好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所以可能是去学校碰不着她，就去了她家里，去了家里以后就认识了她的女儿，开始注意力的转移或者注意力的分散。
叶蓉：陈老师说，以前每次回来就看我一回，怎么这次回来老上我们家来看我了……
张达：那是后来的事情。
叶蓉：那后来您说您很快就回到了德国，那么之后联系是靠书信？
张达：对，全部靠书信，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现在的Email，大家都是靠书信进行沟通交流。我1987年年底回国，当时说趁这个机会结婚吧，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正式吧，有没有正式向她求婚，现在都记不得了，但是回来因为时间很急，还闹了一个笑话，说她好像还差几个月没有到晚婚的年龄。
叶蓉：23，她很小就嫁给您了。
张达：可以这么说吧。她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在同济大学工作，现在讲就是找关系跟他们解释，因为我说我不可能等到她满了23足岁我才来结婚，我现在回来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求求情，最后还是完成了。
结缘默克
叶蓉：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一个圈，你要怎么绕怎么走，他总会寻到一种特有的轨迹，我知道就在新加坡的工作当中，您跟您现在公司默克公司，是一家德国公司结缘了。
张达：离开新加坡前我也向我现在的默克公司投过应聘信，他们的回答是说请允许我们保留您的申请，我们目前没有适合的位置，但是请允许我们保留你的资料，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再跟你联系。到了新加坡以后大概四五个月，我收到了一封默克公司在日本的亚太地区总部的来信，当时就是亚太地区的总裁，我后来的老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从德国总部拿到了一些你的材料，说你对进入工业界很感兴趣，希望跟你联系跟你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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