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香港对这两个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的区别。香港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态度是什么？是能够从前到后持续跟进，而且不断改进，目的呢？就是要让老百姓满意。一旦有什么安全事件，监察部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披露，而且后续工作一定会跟进，直到彻底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老百姓负责。再看看我们内地，三鹿奶粉事件过去后，根本就没有人再理了，可能对监管部门来说，如果再出了什么事，无非就是再重新杀个人，重新撤掉两个官员而已。
三、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还有媒体。媒体报道的底线是什么？如果媒体报道有瑕疵，它们要不要承担责任？美国法院曾经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案中确定了一个“真实恶意”原则。这个原则的意思是说，如果公职官员或者公众人物要告媒体诽谤的话，就必须证明媒体要么“明知故犯”，要么“严重失职”。也就是说，要么媒体明明知道内容是虚假的但仍然刊登，要么就是媒体对报道的内容有疑问，但却没有去核实真相。
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这个《纽约时报》案。1964年的《纽约时报》案是美国宪政史上一座里程碑，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当时一个民权组织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刊登《请倾听他们呐喊》的政治宣传广告，只不过部分内容不真实、不准确，结果遭到了地方警官沙利文的投诉，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确立了刚才我说到的—“真实恶意”原则。就是说，作为公共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线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确实恶意”，“确实恶意”就是说要么非常清楚地证明《纽约时报》事先就知道广告内容为假，但照登不误，或者证明《纽约时报》已经怀疑了内容的真实性，但是不作为，不去核实事情真相。如果任何一点你都做不到，那么媒体就是受保护的。后来这一原则不仅适用干公职人员，还适用于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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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这样会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从这一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法院对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是非常偏袒的。在美国上下，普遍认同这个原则，那就是对于公众事务，应该多多地辩论，这种辩论应该是毫无拘束的、很有活力的，是一种广泛而公开的辩论，而且还可以对政府和公职官员进行抨击，哪怕你的言词有多激烈、语调有多尖刻，甚至让政府和官员感到很不爽，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法律对媒体的保护根本不够。我先讲两个法院判决正确的例子，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文清的，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她告重庆商报社侵犯了她的名誉权，胜诉了。你看我们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法院认为，重庆商报社未能证明其在刊登《车祸后不接电话也不赔偿央视主持人文清跩什么》一文时，向此前网上撰写文清处理交通事故的作者进行了核实，也不能提供与报道对象文清进行核实的相关证据。据此，法院认定重庆商报社未尽审查义务，报道缺乏事实依据，内容严重失实，足以给文清造成负面的社会评价，严重损害其名誉。”我们不能说这个判决不对，因为它本身是合理的，只要读过新闻学的学生都知道，媒体对某一事件报道之前，对消息的真实性，是需要至少找两个以上的资料来源相互印证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就是“真实恶意”。
第二个例子是《体坛周报》曾经报道说，传闻某国脚涉嫌赌球。这篇文章又被《东方体育日报》引用，它们以《中哥战传范志毅涉嫌赌球》为题进行了报道。范志毅就此告《东方体育日报》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后来事实证明，《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并非主观臆断，因为它们在报道之前，搜集了12份真实的新闻证据，法院最后驳回了范志毅的诉讼请求。判决其实也很清楚，说媒体报道的内容可能不是完全反映了事实，但是因为《东方体育日报》有12份新闻作为证据，所以不符合“真实恶意”的原则。
霸王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霸王动不动就说要告媒体，这种做法其实挺可笑的。对于媒体来说，报道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霸王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状况。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是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媒体根本就没错，你企业有什么理由告人家？而且只要媒体既没有捏造事实，又没有蓄意诽谤，那这种报道就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算媒体的报道和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瑕疵，但只要能说明这些信息的来源，或者能根据多个信息来源互相印证，那么媒体就算尽到了责任，就可以发表这篇文章。其实，对于我们的媒体来说，想要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那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的，而且这条路确实也不那么好走。当然，我说的这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凭空捏造的，媒体说话还是要有根据的，还是要负责任的。
四、什么才是正确的政府角色
产品质量问题频频发生，似乎老百姓“以身试毒”都没能唤起政府官员的重视。其实霸王这个还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毕竟它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安全标准，最起码还不至于危害到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看看我们之前的苏丹红、麦乐鸡、毒奶粉、毒大米、毒牙膏等等，这些事件风头一过，基本就没有人过问了，我们再也没看到任何的追踪和跟进。
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中国，美国也有，100年前的美国，他们的食品药品生产比今天的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一团乱麻。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黑心工广，那时候的美国比起今天咱们中国的“行业黑幕”毫不逊色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和他们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亡羊补牢”。我举个例子，1937年的时候，美国一家医药公司在抗菌药磺胺（酉也）中使用二甘醇作溶剂，造成107人死亡，后来设计这个药物的化学家自杀谢罪了。按照当时的法律，厂家是不用承担太多责任的。但是这个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就开始认真反省了，后来就出台了《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所有新药都必须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才可以上市。到上个世纪5O年代，食品添加剂和色素也被要求经过FDA的许可才可以上市。
但是在这个时候，FDA的权力还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因为当新药申请之后，如果FDA在60天之内不采取行动的话，就视为自动通过。直到后来的“反应停”事件的发生，才大大增加了FDA批准新食品、新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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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停”其实就是一种镇定剂，是德国1957年生产的，它能减轻怀孕早期的晨吐，1960年的时候提交给美国的FDA申请上市，但是因为FDA检测到这种镇定剂里可能含有神经性毒性，所以很久都没有批准。结果在1962年的时侯，在46个上市销售这种镇定剂的国家发现了成千上万个因服用“反应停”导致的畸形婴儿。而美国因为没有批准这个镇定剂上市，逃过了这一劫。
这个事情让美国人认识到“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重要性，也认识到FDA的权力确实需要加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在美国新药与新食品成分获得批准的过程变得极为繁杂漫长。发展刻现在，一个新药从基础研究到获得FDA授予临床研究批件（IND）就需要大概5年的时间，从I期临床到III期临床实验结束大概又需要7年；而且FDA审批也需要12个月。药厂的意见当然很多了，但是也没有见谁敢挑战FDA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美国FDA认证的产品我们老百姓敢买，中国香港质监部门认证的产品也敢买。但如果是我们中国内地质监部门认证的产品，老百姓敢买吗？看看现在我们这些出问题的产品，哪一个没有被监管部门认证过？三鹿奶粉还是国家免检产品呢，还有出问题的雀巢，不也是免检产品吗？其实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免检”这样的制度出台？我们产品的质量真能好到不用检测的程度吗？如果大部分产品都能免检的话，那我们怎么能树立起执法部门的权威？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的FDA做事情的时候不仅认真，而且非常公正。咱就以糖精这个小东西为例吧，糖精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很大的争议。FDA的第一任局长，也是着名的化学家哈维？威利自开始就认定这东西对人体有害。而罗斯福总统因为有糖尿病，糖精这个东西能够解决他的痛苦，所以他坚持认为糖精无害。在这种情况下，FDA是什么态度？该听谁的呢？事实是FDA谁的话也不听，他们只认数据。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我们国家，我们的质监部门会做何选择就不一定了。到了1960年，一项研究证明大量食用糖精会导致老鼠患膀胱癌，但由于无法最终确认是否能对人体致癌，国会就要求在含糖精的食品上注明“糖精可能是一种致癌物”。此后，他们又对糖精进行大量研究，最后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