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成体系，所以不会成为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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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推出目前全国最大规模公租房的建设计划，被媒体评价为具有远见的政府行为。随着国家在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导向上的明确，公租房建设将成为未来两年新的热点，由此形成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又会带来哪些问题？新的城市化浪潮又隐藏着哪些考验呢？
读者肯定有疑虑，构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要占多少农地啊？重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推出了地票制度。从2011年开始，重庆将陆续吸收300万农民工进城，而且只要你有工作，就给你重庆户口，可是，你必须放弃宅基地复耕为农地。这个怎么操作呢？假设一个农民工进城拿到城市户口后，就将一亩宅基地转化为农地，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亩的地票。而以后重庆市的开发商必须透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在购买地票之后才能盖房子。按照我们的数据显示，2009年地票的成交价格平均每亩在10万元以上，2010年4月份，每亩地票的拍卖价格高达14。4万元。而这些拍卖的钱直接交给农民，农民可以把这些钱带到城市去消费。这种地票制度最后的结果是耕地面积的增加。为什么呢？以一亩地为例，迁出一户农民，空出来一亩地的地票，而一亩地在城市可以盖一栋高楼，养100户人。所以，地票制度，用一户农民换一栋大楼里100户的都市家庭。这种置换的结果，就是农村土地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增加。
三、重庆模式，化解火山危机的希望？
按照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分析，重庆和全国的差距主要是农村的差距，重庆在1997年直辖之初到现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51％，数百万进城农民工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一年到头往返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那么，要在此基础上，2012年实现300万农民工变市民，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村人群转户目标，黄奇帆又将依靠怎样的手段呢？
这300万农民工进城以后做什么啊？总得有工作吧？重庆提出了打造IT产业的宏图。比如重庆引入了惠普，准备在三年之内生产4000万台笔记本，而2008年全球笔记本产量不过1。6亿台。还引进了思科，说三年之内要生产100亿美元的服务器、路由器。同时还积极引入其他IT巨头，黄奇帆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了我，但是希望我不要泄露，因为他们还处在谈判的阶段。整体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IT发展模式，因为过去在沿海地区，IT产业80％的零配件都是海外进口。但是重庆模式却是80％零配件均产自于重庆。为什么呢？因为惠普和思科的产品大量生产的话，像富士康、广达等这些配套工厂，自然愿意到重庆生产。只要富士康、广达过来了，它们的零配件供应商也就跟着过来了。就是透过这种新的招商模式，一个和沿海地区截然不同的IT行业就发展起来了。而且从重庆飞到美国、欧洲，和从上海、北京飞到美国、欧洲的成本是一样的，因为电脑都是走空运的。
其实重庆模式的优越，不是他们简单地盖些公租屋而已，而是引进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的新概念，也就是透过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地票制度和IT新模式三步曲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从而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而且重庆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它们一改过去政府直接拿一块大石头压住火山口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拙劣做法，直接解决了我所提出的火山问题，那就是透过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斩断第二根导管。此外，像惠普这样的国际巨头为什么会到内陆城市呢？就是因为重庆市政府积极地改善投资经营环境，而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将使得火山的熔浆更快地被稀释掉，因为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出来，大家就愿意投资，大量的实体经济资金不再拿去炒楼炒股，从而就稀释了岩浆。
读者肯定会问我虽然重庆斩断了第二根导管，稀释了岩浆，但是第一根导管没斩断啊，而且火山岩浆也不可能马上消退，还是会顺着第一根导管爆发，那怎么办？重庆市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双轨制，商品屋价格该涨就涨，政府不干涉，政府的工作就是大量兴建公租屋以满足上面说的三类人的住房需求。我对这个思维还是抱持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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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这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面对媒体时的公开表态。重庆模式正在走出单纯依靠打压房价来实现调控地产市场的方式，完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地产新格局。随着北京计划拿出50％以上的土地用于建限价房、公租房，以及深圳市即将出台新的不受户籍限制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国城市“二次房改”的面目已经越来越清晰。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读者，重庆的领导必须有着非常大的能力、精力跟时间搞定这么大一个系统工程，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使整个系统瓦解。当然了，我不能预测结果，但是至少重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我们部分的地方政府还是可以解决房屋的问题，只要重庆能做，其他城市也能做。我呼吁各级地方领导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本地发展的系统工程，帮助老百姓真正解决住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慢慢步入一个和谐的社会。
四、广东经验，大刀挥向何方
读者肯定很好奇，政府要如何做才能斩断第一根导管呢？我们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呢？也有，我认为广东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办法。深圳在2009年12月1日实施一个新的办法，叫做《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该办法规定权利人可作为更新改造的主体，自行融资、自行改造，而不需要进行统一的招拍挂。这个统一的招拍挂本身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一根“导管”。要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招拍挂造成了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的联合垄断，导致了火山岩浆的爆发。
广东的具体操作办法就是城中村一人一票，选出他们所信任的管理层和董事长，来代表老百姓和开发商谈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大红的条幅挂在城中村口，条幅上写着“签约动迁早一天，幸福生活早实现”。还有媒体写的是“一批旧屋倒下去，多少富翁站起来”。有些业主说“我的房子多少钱也不卖，我要等拆迁”。当然这些都是媒体报道的，我不敢保证它的真实性。我还有几个媒体报道的数据可以给各位读者参考，我也不确定真实性。岗厦村的旧城改造，造就出10个亿万富翁和数十个千万富翁，南山区的大冲村也拆出了十几个亿万富翁和400多个千万富翁。这些村被称为深圳CBD后的城中村。
当然有些村它有自行开发能力，它根本就不找地产开发商，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譬如说深圳的田下新村的改造就是自行开发的模式。老百姓如何入股呢？村民都用他的宅基地入股。建好之后，除了自己住之外，也可以卖掉，从而富裕了很多人。这个模式就是在地产开发商垄断之外的一个新的竞争模式，这样就斩断了第一根导管。
尽管这个模式被批评为图利所谓的“食利阶层”，也就是说城市化过程中，城郊结合部的居民是最大的获益者。比如深圳就出现一个，他什么也没有干过，就因为老天给他生在这个村庄里面，他就享受到了切断第一根导管的好处，成了很有钱的富翁。当然，我们也可以像过去一样，强制拆迁，把“食利阶层”打出去，用一个最低价格把土地买回来，然后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图利地产开发商，让他们赚取暴利，官员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被行贿的好处。你说我们选哪一个呢？斩断第一根导管不是寻求一个最好，而是寻求一个比较不差的结果。他既然拥有土地，你就尊重他的权利，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和谐的局面，至少说你是富裕了一个村。如果强制拆迁，给个极低的补偿金的话，政府就只能富裕一个地产开发商。我看，与其富裕一个地产商，那就不如富裕一个村。但是我们不能只斩断第一根“导管”，富裕一个村。农民工怎么办呢？就不管他们了吗？他们是身无分文来到城市的，只能靠打工生活，他们没有城中村的宅基地，所以不可能透过斩断第一根导管而富裕，那怎么办呢？所以要像重庆那样切断第二根导管，提供给他们公租屋就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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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日＇ 慎泰俊的《5小时熟知金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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