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咳司牡试唇鑫澜缙骄降�14，世界上名列第110位，还没赶上中国男足在世界上的排名呢。
很多媒体爆料说，持续200多天的云南大旱的罪魁祸首是桉树，说每棵桉树都是一个小型的抽水机。我看这可不只是桉树的问题这么简单。比如说云南，它们的森林覆盖面积从百分之四十几变成百分之五十几，它们不只种桉树哦，还种植松类的树，但结果呢？还不是一样，都是抽水机。所以说，他们用这种快的速成林的方式来扩大森林面积，对水资源的破坏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我们国家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都是缺水的，其中100多座是严重缺水。其实，北京本来就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它的人口已经超载了300万到400万，怎么办呢？我们政府就实行南水北调，让水去追人，而不是人去追水。这种水的利用效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它还带来了沿途各个省份之间的利益剥夺，比如说山西、河南、河北很多企业就不能开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供水给北京，要保证水质的清洁。不能开工的结果就是，很多名优产品，比如说小站水稻，以前种水稻的这些产粮区都不能搞。这也就罢了，北京还竟然用它们的水开桑拿、洗车，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不公平，这样的资源浪费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北京人均水资源是全球人均水资源的113，比阿拉伯国家还要干早，这种情况之下，北京的再生水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这种浪费是非常可恶的。还有，山西本身就是个缺水的地方，但在奥运会期间，为了挤出水来供给北京，它每个礼拜有3天是停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经济的，你说你把北京搞得这么好，地价搞得这么高，然后所有的钱都砸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去那里，然后让水调过去追人，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太不智慧了，而且北京还不是一个特例。全国包括在西南这个地方，城乡也是不均衡的，城里的用水是没问题的，而乡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可以用的水源了，这有什么公平可言？
二、生产方式：水污染的极恶者
其实，这个中国之渴背后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不仅仅是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更是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你想想看，本来你就短缺，你还污染，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现在污染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往中西部扩散了，而这些地方恰恰是中国的水源。这些地方如果不环保，我们沿海地区就要遭殃了。比如说，我们两河，也就是长江和黄河的流域，发端都是在青海那边，那青海就必须要环保，不能受污染，所以它们不能搞工业。可是，青海地方政府就该说了，好，我不能搞工业，我不能搞开垦，那老百姓怎么办呢？你东部要发展工业的话，就要补贴我嘛，这样我才能把水资源保护好，森林资源保护好。那东部的这些省份会怎么说？它们说，我这个钱已经按照税收交给国家了，应该由国家来出，而不是由我们来出。这时候这种纠纷就僵持下来，大家就开始扯皮了，到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正是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是最可怕的，因为在这种僵持之中，像青海这些最富资源的地区为了本地老百姓的福祉，就可能也开始像我们沿海一样搞水泥厂、化工厂了，那怎么办？
在中国，还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上游的省份或者是中游的省份，如果你一旦加强环保的标准，对企业进行严格限制，企业就走了，企业就会换到那些环保标准不严格的省份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关于水治理的问题，中国的水治理是各省自己管自己的那一段，就跟美国当时一样。在美国，卡特曾经颁布了一个《洁净水法》。在《洁净水法》之前，美国很多跨州的河流，它是州与州之间的博弈，很多州都援引自己的法律，因为管辖权都不一样，所以当时吵得也很厉害，后来美国采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集权式”的治水，就是由联邦政府统一收归水的治理权，问题也就解决了。
其实，水污染从量上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方式，最大的污染源实际上是农业，而不是工业，这个是大家要搞清楚的，就是我们大量地施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施用化肥和农药的话，我们的田基本上是不太产稻谷的。
说到水污染问题，我们很多专家表态说，现在中国的水污染已经明显呈现出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地向海洋发展的趋势了。也就是说，全国性的水资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不去治理这个水污染，那这个重担就会落在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到时候会骂我们的。三、“坏人”监管“坏人”才是缓好的？
治理水污染，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交通阻塞怎么办？拓宽道路。然后呢？建环路。北京就这个样子，高架桥，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七环、八环、九环……天津都环进来了。其实，这根本不是道路宽不宽的问题，而是管理方式正不正确的问题，城市规划合不合理的问题。香港道路很窄，但是它堵车就没有像北京这么严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香港的交通管理比较到位。所以关于今天水污染的问题，放眼望去，我们有太多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法令是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很难执行。而企业呢？你来检查，好，我有个污水处理池。到底它的污染有没有进入这个排放池里面，有没有治理它这个污染源呢？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事实上，我们缺乏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建了也等于白建，到最后结果呢？污染下一代。我也不否认，其实中国政府关于治水的投入是很大的。污水处理厂建了一大批，而且有的污水处理厂建好后，就迅速被外资收购了。然后，我们就把水污染处理的问题都交给外资来做了，到最后发现，它们赚了大钱了，我们的水污染治理却没有什么起色。
我想提一个新思维，我突然想到莱茵河。莱茵河在欧洲流经非常多的国家，那就跟我们这边的长江黄河是一样的。在1980年的时候呢，欧洲这些国家针对莱茵河签署了一个公约，就是怎么排放、什么标准，它们大概有64种参数做排放标准。但是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公约之前，它的污染已经大幅下降了，在公约签订之前它的镉含量已经下降百分之八九十了。这个很奇怪！也就是说，莱茵河的治理不是简单地由这么多国家签订一个公约联合来防治水污染，而是在这个公约之前就有一个我们还不清楚的方法已经使得镉含量大幅下降，这个现象就有意思了，我们应该找出1980年之前莱茵河的镉含量为什么大幅下降的原因。
最后，我们研究结果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三家工厂，都各排污水，目前是我处理我的污水，你处理你的污水，我们每家企业就要各自负担成本。也就是说，我处理污水的结果是使我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那我当然是能混就混，能骗就骗，这是一定的。最后，干脆我把一部分污水排进污水处理所，另外一部分干脆排到河里算了，反正我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挖个管道，你也看不见。目前我们让企业各自来处理水污染问题，那就肯定处理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1980年之前，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在没有签订公约之前，他们竟然非常创意地搞了一个新思维。第一步，它们三家联合把污水送到一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51％的股权是政府的，剩下49％的股权除以3，它们三家摊，也就是它们也要入股，也要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们三家排污水到里面去，处理污水当然要交钱。老百姓呢？吃喝拉撒的污水也排进去，老百姓也要交钱。到最后你发现，这成了一个企业了，而这个企业它们三家都有参股。如果说老百姓的污水多了，或者它们谁排的污水多了，虽然要交一点费，可是到最后发现，说不定这个污水处理厂还赚钱的。赚钱之后它们是股东，它们就能分到49％的利润。因此，对于它们三家来讲，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概念了，而是它们今天同样这么多的污水要处理，过去是投100块钱成本费，那今天它们还投100块，但是100块交给由它们控股的污水处理厂，由子这个污水处理厂还要帮其他人处理污水，所以说不定就赚了70块给它们了，那它们的成本就30块了。它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集中处理污水，然后共同控股，联合持股的结果就使得成本转化成利润。这样呢，企业就会很注意了，你们企业排放比较多，你可不要自己建了水管排到河里去，你要统统排到污水处理厂，你要交钱的。因为你交钱对我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监管你了，你可不要乱搞哦，你乱搞我就告你。你也不要乱搞，你们两个排放都比我多，所以你们要交钱。因此，它们三者之间就可以互相监管了，这样就省了政府的监管时间。要知道，“坏人”监管“坏人”是最好的。这就是水污染治埋的第一步—合股。严刑峻法之前，我们得首先通过利益来自律，不一定从道德自律，利益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最有效的制衡手段。所以这是个新思维，我想请各级政府思考一下。
不过在德国做的话呢，它会做得更彻底。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把污水排到集中的污水处理厂之后，它有64个参数来做检测，包括镉、砷等等。而且我们突然发现，在每一个参数上面，它都能发展出一条新的产业链。譬如说，如何处理镉，如何处理砷，它就各有各的产业链。我们三个搞的这个污水处理厂不但是个处理污水的企业，而且还可以透过每一个参数往外推广，建立起64个参数的产业链，这样各个不同的企业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这个污水处理厂建立其实就是一个催化剂，会把相关企业的产业链都带动起来，这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呢，那更有意思了，因为处理污染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