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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脱下洋装
第1节：前言
前言
近些年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尤其是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如铺天盖地般涌入。应该承认，这对我们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及让我们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盲目崇洋而轻易否定自己，但同时又〃食洋不化〃的倾向也在明显地滋长。一些人谈管理则必称哈佛，举案例则必说GE。而他们在谈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时，常常表现得不屑一顾，甚至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笼而统之地把自己祖宗的东西贬之为落后、玄虚，某些极端者甚至把自己的东西直斥为“伪科学”。历史有时是惊人的重复，这种倾向在近代史上就有过。“月亮是国外的圆”之说，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就有。不过在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这种盲目崇洋之风又一次甚嚣尘上，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无知和偏见了。本人负笈云游舌耕多年，发现倒是我们的培训对象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现实。他们说：一些模式和概念听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却处处碰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因此，他们不管你的培训方式多“洋”，概念多新，体系有多完整，他们要的是管用！面对着一些华而不实的培训，他们辛辣地讽刺说：现如今MBA有点“滥”了。面对着学员的厌倦，不少培训机构也是绞尽脑汁，什么模块式组合，什么互动式教学，再加上什么拓展式训练，炒来炒去炒概念，不过热闹一阵而已。当一轮又一轮的MBA课程如魔方一样被组合得了无新意时，当一些洋药方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让人们感到困惑时，大家都在问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把持自己？在纷扰的环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使企业在和谐中发展、壮大？蓦然回首，原来答案就在身边，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的国学！于此时，有人也扬起“中国式管理”的旗号，很让我们激动了一阵，但仔细品味后，发现却一如《厚黑学》的现代版，不仅让听众大大失望，更让那些反对者找到了口实：看！中国式的管理不过是权术而已！应当承认无论哪国的传统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那种把糟粕拿出来炫耀，实在是对文化的亵渎。实在地说，搞管理不能不懂政治，但是，权术绝不等于管理！
否则企业如何发展，历史怎么前进？如何做君子而不迂，圆融变通而不奸，需要我们在这些宝库中认真检视。究竟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学？我们应该从国学中发掘哪些优秀的成分？可谓见仁见智，可谓鱼龙混杂。 这其中讲奇门遁甲者有之，讲官场权术者也有之，结果是自损了传统文化的名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老祖宗们在教我们应对风云变局上，在指导我们进退于商海上，乃至于在领导变革上，都有振聋发聩的文字。于是，笔者不揣浅陋，于中国古文化的浩瀚大海边上，捡了一点贝壳，发些贻笑大方的议论，以做引玉之石：感觉所谓管理无外乎是琢磨事、琢磨人、琢磨自己，而老祖宗正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我们可以在这里粗线条地概括一下：儒家在教人如何做人，道家在教人如何做“仙”，易经在教人如何做“神”，鬼谷子在教人如何作“鬼”（谋略），而法家在教人如何做物，释家在教人如何成佛；但千万不能忘了：子孙后人肯定是希望我们多为他们做事。脱下洋装，绝无他意，即讲管理并非一律西装革履，着布衣便鞋可否？接轨者不见得是拆了自家的，一律照人家的办。接轨者，实则对接也，谁合适按谁的来。我认为管理一如文艺，既不能盲目崇洋，也不能搞复古主义，还是毛泽东说得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为管理与领导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并且要与本国文化紧密结合的艺术。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发掘古人留下来的精华，为我所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作者 2008年4月
第2节：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1）
第一讲
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
一、什么是国学
近一年多来，在国内，从企业到理论学术界，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兴起了一个传统文化（或国学）热。而且这个热潮正方兴未艾，日益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这个来得有些突然的热浪，有人甚至把它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国际上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于这一现象该如何评价，它为什么会热，究竟能热多久，它对我们今天从做人到管理究竟有多大用处，很多企业管理干部仍然有些迷茫。那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咱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呢？最简单地说，国学就是现代中国人研究古代中国的学问。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 以后几千年来伴随着王朝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长期以来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满清后期，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警醒。不少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西风渐进”，研究西学的人渐渐增多，翻译的西方书籍也越来越多，从哲学、伦理到政治、文学乃至科学技术。由于这些玩意儿区别于旧有的学术，所以出现了“新学”一词。这么一来，原来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就叫做“旧学”了。当然谁也不喜欢“旧学”这么个名称，于是有人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后来章太炎又在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但是自从1840年海禁被打破以后，有关“国学”究竟是否有用的争论始终就没停止过，一直争到今天，甚至今后还得继续争下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磨合！在近代史上，顽固排外的自有一批人，他们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稍微开明点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应该考虑咱们中国的“特色”，咱们的制度是好的，这叫“中学为体”，但不妨学点西方的方法用用。当然最激进的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了，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和屈辱一股脑都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呼吁要把传统文化来个连根清除，甚至取消汉字，使用拼音文字。但是，在这些争论中，大部分人还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抛弃。于是不少人渐渐开始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来整理、记录和研究老祖宗的东西。这就是国学的由来。所以，就研究对象而言，广义地说，国学就是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所有方面的研究学问；狭义地说，国学是现代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吸取其中比较有现实进步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带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它与纯粹的历史学、哲学、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一样，它有着追求现实进步意义的色彩，有“善”和“美”的成分。而纯学术研究，从其研究的目的上，是追求“真”的。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西方人也开始大规模研究古代中国，这种学问被称作汉学。
第3节：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2）
二、如何看待国学
1。全盘否定派
前面讲了，不管有没有“国学”这个词，从1840年之后，围绕着咱们老祖宗的遗产存废问题，人们就一直在斗争着。一些激进的中国人不断猛烈地抨击这些旧玩意儿，把它们同封建落后乃至迷信完全等同起来，主张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国学本身已经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当今之世，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是第一主题；研究那些与此无关的事情，都可以看作是没有时代责任感，偏离了历史主旋律。他们认为，国学对于这个主题基本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些“古董”造成了中国人的闭塞和落后挨打，是万恶之源，应该在扫荡之列。吴稚晖就说：线装书现在可以丢到茅坑里，六十年后再看不迟。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有人甚至说扔进去就再也不要看了！比如，在那场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多青年就喊出了激动人心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实那时有些激进的热血青年就有了文化自残的苗头。如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把中国传统仁义道德一律称为“吃人”二字，悲壮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再如，著名的小说《青春之歌》里，作者就把那个一心钻研学问的青年余永泽当成了反面典型来批判。其实他的原型正是后来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张中行老先生。我们承认，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主题，但是国学究竟是造成国破家亡的祸根，还是维系中国人的命脉，很多当时的青年人并没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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