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让我们走进囚徒困境的局面呢？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警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两个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警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警察角色的，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md就是警察，这些警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第67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竞打工妹们的底来多挣钱。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元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因此，在竞底企业，多赢局面，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自己的课题；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且看看两个有分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文革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第68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林毅夫：经济学者，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30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30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2。9％？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作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第69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被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显然，林毅夫在做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升吗？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9寸黑白电视机，一直做到平板、液晶、等离子，中国并没有占据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地位。再以音像产品为例。中国从录音机、cd、vcd，一直走到dvd，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
第70节：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
再以照相机、手表、药品、服装面料、软件、汽车……为例。没有。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的希望。因此，林毅夫说：技术变迁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不知道他能举哪些产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断。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只能得出正确的推论是：非核心技术的变迁，一定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毫无关系！即使通过技术引进，或凭一时的灵机一动（突发性的、一次性的创新，如中国人开发出了vcd，从无到有地创造了vcd产业），有了一时的核心技术，同样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迁！接着，林毅夫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进行了长篇论述。然而，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制度创新当然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连中学生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有时这种反作用极为巨大。他又回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谈到政府发展战略的问题，他问道：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施行的发展战略。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