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了三聚氰胺。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需的检测内容。
第118节：三、底线类型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28。6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添加了98。6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性生活不足一次，即为感情破裂之类的硬性标准。但官僚机构为了办事方便，通常敷衍塞责，往往会对一些难以明确量化的事件，生搬硬套地设置标准，而这样的所谓标准，就一定会成为竞底的工具。为了维护这种标准的权威性，人们往往不得不做出荒诞滑稽的事。案例：无知和官僚造成的标准底线中国目前申办大学，还是采取审批制而不是准入制。为此，国家制定了众多的门槛，也就是标准，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允许兴办大学。其中一条标准规定：独立学院至少要有五百亩地。国外有很多著名大学，也只不过两三百亩地，香港城市大学就一百多亩地，招了将近两万个学生。
第119节：三、底线类型
中国的教育官员们大概以为，办大学和办农场一样，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不是由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在中国办大学，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地为本？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胡乱制定标准，来进行选择、判断的竞底思维，只不过他们为独立学院所设定的这条底线，显得实在太无知了。10。政策底线与法律底线相比，政策底线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变动。尤其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搞活与调控这两极之间摆动，因此竞底者必须时时留意政策的变化。中国的老板们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一台的晚七点新闻联播，留意观察人事变动的各种小道消息，就是为了揣摩政策底线的变化趋势，以便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而那些只顾埋头打理自己生意的商人，往往会不慎触到政策底线，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但对中国人来说，充分、及时地了解政策，并不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策，相当多的人是想从政策中找到漏洞，好钻政策的空子。什么是政策的空子呢？就是竞底者所喜好的竞底空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就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想对政策竞底的心态。但如果对政策竞底没有掌握好时机、分寸，也有可能击穿底线，导致身败名裂。案例：触犯政策底线，铁本惨遭搁浅常州农民戴国芳以捡破烂起家，办起了自己的钢铁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温，钢铁非常紧俏，戴国芳理所当然地想扩建自己的钢铁厂。他的兴建计划得到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常州除了梳子、景泰蓝等小工艺品外，特别需要一些大项目，来提升当地的gdp，大型钢铁厂当然是个好东西。而戴国芳也是个合适的人，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在常州以五不老板著称：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为了事业，把自己熬得骨瘦如柴，除了抽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待在工厂。
第120节：三、底线类型
他的办公室里布满灰尘，没有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端茶送水，他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不热衷于政治公关，即使是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也常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显然戴国芳是典型的对内竞底者，他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工厂，即使作为亿万富翁上了富豪榜，也没有改变其对内竞底的本色。但这个农民实际上很专业、很能干，例如他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了2008年，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常州政府的热情支持，使戴国芳的扩建项目从200万吨到400万吨、600万吨，最后定在840万吨，占地从2000亩变成9000多亩，投资规划400亿元。而中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钢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戴国芳获准立项的机会非常小。为了抓住机遇，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授意下，开始向这条审批政策竞底：他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先后成立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戴国芳事后说：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戴国芳对这一项目充满信心，他很自豪地表示：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从而让他惹祸上身。戴国芳所看中的钢铁业，是受垄断保护的重工业，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他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竞底精神，自然能找到大量的赚钱机会，因此，铁本的一切进展顺利。直到2003年底，国家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暴风骤雨式的宏观调控开始了。很快，铁本项目引来国家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专项调查。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病急乱投医，他按某些谋士的意见，进行自我竞底，交出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收购价值十几亿废旧钢铁中，曾虚开发票两亿元，抵扣税近2000万，并于第二天迅速补交了税款。
第121节：三、底线类型
但他的自救失败了。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协同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亿万富豪仅有的8万元积蓄被彻底查封。4月29日，铁本的五大问题被高调公之于世：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挪用银行流动的资金。两年后，戴国芳在常州中级法院受审时，罪名却和这五大问题毫无关系，只有他自己给自己查出来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实际上，当时对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税务总局曾专门规定：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反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因此，戴国芳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令不少在场者深受感动，欷殻Р灰选６浅Ｓ蟹泶桃馕兜氖牵壕驮谔颈谎侠鞑榇Φ耐保虾１Ω终诖笊贤蹲�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斯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只用了7个工作日。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同样违规审批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终却死而复活。对建龙的奇迹，铁本的几个原高层认为，这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戴国芳只是个纯粹的农民，不会搞政治，否则，铁本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甚至还没通过浙江省的批准，但为什么人家没事，就该戴国芳倒霉？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一次饭，就是九部委来查，也没查出官商勾结的行为。政策底线，究竟是什么底线？也许戴国芳的例子，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戴国芳触碰政策底线的代价是：亿万财产灰飞烟灭。案例：华为员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企业中，华为以管理规范，员工执行认真，素质优秀而著称，但同样存在政策竞底的现象。如公司规定中午吃饭从12点5分起，禁止提前到食堂就餐。对这项小小的政策，华为也秉承一贯落实到位的精神，设立了考核办法。而考核的标准是检查刷卡买饭的时间，如果买饭时间早于12点5分，显然就是违反规定。应该如何扣款扣分，自然也有严格标准。
第122节：三、底线类型
但有的员工很聪明，他们看出这个规定的漏洞，就和食堂员工沟通好，提前先吃饭，等慢悠悠地吃完饭，时间早过了12点5分，然后再去刷卡，自然不会违规。从以上两个大小不同的案例可以看到，在竞底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只要有政策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对政策的竞底。要改善这种情况，一要消除竞底文化；二要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倾听下层的意见；三要加强监管。11。环境底线环境底线有两类表现形式：一是为了谋求发展，不惜毁坏优美的自然环境，将以往适合于人和动物生存的环境，打到不适合的底线。如过度砍伐、过度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暴、泥石流，畸形发展高污染产业导致的江河、空气严重污染。尽管中国人知道，并在文字上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常常认为：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是合理的。而这个所谓的一定程度，到最终就成了不可容忍的最终程度。也许有人会质疑：发达国家不也曾发生过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吗？如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那他们不也是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