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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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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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增加到120万只,又下降到20万只;河北的农民养貂卖不出去,一张貂皮2000元,外贸收购后积压20000张,就是4000万元。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水平是不高的,不该管的事急于要管,说是‘促进发展’;该管的事又放任自流,说是‘不干预市场’。90年代,问题发展到金融领域,就更加严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旧是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问题。无论如何,政府少做一些盲目鼓励经济增长的事,多向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特别是市场规范和经济安全,是不会错的。”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蛛网理论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最先提出,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它是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丁伯根、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研究,在分别写出的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卡尔多首次提出“蛛网定理”这个名称,因为价格运动的图式犹如蜘蛛网。蛛网理论研究的是产品供给的时滞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就是“蛛网效应”),所依据的假设是:完全竞争;价格由可得到的供给量所决定;生产的产品不是耐久品。按照美国经济学者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蛛网效应分三种情况:需求弹性等于供给弹性,这就引起价格和产量的经常的有规律的波动;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于是形成一张向外扩张的蛛网;供给弹性低于需求弹性,形成一个内敛的蛛网,并最后导致价格与产量的均衡。中国那些学者认为的蛛网效应是上述第二种情形。
我认为,蛛网理论是不正确的,放开粮食市场会产生“蛛网效应”的说法站不住脚:
(1)无论什么产品,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早在1933年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指出完全竞争理论是错误的。当然她依据的是垄断因素。但是,即使不考虑垄断,完全竞争也是不可能的。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同质产品,极大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完备的信息,资源的自由流动,在现实中不可能达到。蛛网理论的第一个条件不成立。
(2)蛛网理论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非理性预期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生产者的调节要以上一期的价格作为参照,这在预期理论中是一个诱致预期的假设,就是说生产者永远不会调整自己的预期。所以,如果按蛛网理论来看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不能得到检验,国际价格并没有一个发散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除了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关系以外,就是这个非理性的假定是不合理的,人总会犯错误,但同时也会调整错误,而蛛网理论假定人们永远会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3)蛛网理论只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情形,它在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实证的检验。为什么很难对蛛网理论做检验呢?这个模型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问题。但是,对需求弹性和价格弹性的估计,在理论上很容易说,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比如对粮食的需求弹性的估计,我所看到的文献,从0。3到2。3的都有,并且这都是国际上著名的学者计算出来的。199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丹迪任教期间,也验证过蛛网理论。在题为《诺贝尔之路》的书中,科斯说:“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蛛网理论)。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作了一项统计研究调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所以蛛网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教科书中的情形,但不符合实际情况。
(4)由于蛛网理论的价格预期方程并没有考虑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只是简单地把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本期的市场价格,因而,这种价格预期只能被称为静态预期。但很显然,在现实中,预期不可能是静态的。
(5)从逻辑上退一步讲,假设我们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会导致发散的蛛网效应,导致粮食价格大起大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因为,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现实环境中像蛛网理论所说的会出现市场大幅波动的机会已经很小。事实上,设立期货以及其他衍生工具市场的原意,正是为了减少市场波动。
2002年8月9日




何来“危险信号”?(1)



何来“危险信号”?——就土地拍卖问题与包宗华先生商榷
包先生所谓的“危险信号”并非土地拍卖所致,土地拍卖是不能限价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地价决定房价”(反之,也不对)。中国也许需要吸取日本的“泡沫经济”的教训,但问题是,日本的“泡沫”并不是土地拍卖这种价格安排方式所致。
在2004年6月9日的《中国房地产报》上,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发表了题为《土地拍卖“拍”出的危险信号》(以下简称为“包文”)。包先生认为,中国的土地拍卖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大幅度地提高地价并殃及房价,开始产生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作用,进一步揭开了亏损、微利、暴利行业之谜,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行土地政策的偏差等等。
我不反对奇谈怪论,相反,如果其行文具备充分的论据,论证在逻辑上前后呼应,可以自圆其说,不失为读者欢迎的“一家之言”,我是非常赞赏的。但是,观点没有什么新意,又缺乏中立,行文中倾向于为某个利益集团正名、抱不平、唱赞歌,则不是学者所为。
对包先生的论点和论证方法,在下不才,斗胆商榷,请多指教。
土地拍卖需要限价吗?
包文第一部分说:“拍卖没有最高限价,只要有竞拍者举牌,就不能停拍,因而很容易哄抬出高价。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特殊情况,高价来自中国的土地十分紧缺和人们对土地总会不断涨价的‘认识’,而在拍卖过程中,还缺乏调控价格过高的办法。这就是近年来许多土地拍卖拍出高价的主要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土地拍卖要不要最高限价?
我的答案是:否。一般地,拍卖的规则是“价高者得”,限价了,还能称之为拍卖吗?抛开这一点不论,限价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土地价格为每亩50万元的时候,有很多单位用不起地。当价格降低到每亩30万元的时候,增加了一部分能够支付这个费用的单位,但土地供应量无法有大的改变。所以,以前是10家单位抢购一块地,现在变成了20家或更多,那么,这块地出让给谁?政府必然要先确定一定的配置规则。用排队的方法肯定会凭空增加排队的成本,一些单位还可能采取种种措施寻租,以实现插队并获取土地的目的。况且,一家单位在地价为每亩(1亩=0。0667公顷)50万元的时候,能买得起100亩;当价格降低到每亩30万元,则能买166。67亩。这样,排在前面的单位增加购买量,后面的单位反而买不到土地了。如果限定每个单位只能购买1亩地,那么,除了增加排队成本外,土地利用效率将降低。对于很多单位而言,地便宜了,支付少了,利用效率却要打折扣。比如说,你买一辆汽车,花10万元同花5万元,对车的“心疼”程度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一些单位可能利用政策空间炒地皮。只要人为限价,不论土地按什么样的规则分配,都会因为供不应求而在短期内卖光,后来的用地者即使需求迫切,购买力强劲,也只能望“地”兴叹。
地价决定房价吗?
在包文第一部分,包先生讲完土地拍卖推高地价的观点之后,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证明,然后继续引申说——“地价大幅度提高必然大幅度提高房价,最终都要摊到购房居民头上。地价大幅度提高还会大面积冲击房地产市场,首先是与这一地块相邻的楼盘会受其影响而纷纷涨价,然后再向四周辐射。”
这种观点,其实是成本决定价格论。按照成本法的定义:成本法是以得到现在不动产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作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和应缴纳的税费来确定其价格的一种方法。而业内人士大都知道,开发商通过“招拍挂”这种方式去竞价而得某块土地时,他在最终确定他为取得这块土地而愿意付出的最大价钱时,他通常是应用剩余法去作测算的。而剩余法从严禁意义上来说,无非是成本法的一个变形。虽然,它同剩余法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它需要对未来的房价作个预测,但这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来讲依然属于成本法。认为地价高导致开发成本上升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观点,犯了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逻辑错误。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一家开发商能分文不花地拿到一块地,他最后卖的房价,还是会与那块地周边房产的现行价格相当。这种现象很普遍。
土地拍卖是“扶强抑弱”,但不能狭隘地理解
包文第二部分说,“我国当前的土地拍卖,是拥有强大资金(不能与综合素质高完全划等号)的企业战胜弱的,只能说是在产生着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作用”。他举例说:“最近我到一个中等城市调查,得知该市去年拍卖的土地,全被来自大城市的实力强的房地产企业所拍走,本市企业因‘实力’不足,只好‘望洋兴叹’。这个城市有位业内人士说,长此以往,本地许多企业将因为无力竞拍土地‘无米难为炊’而被淘汰。”
我对包先生的这个观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们实行市场经济10多年了,按道理,建立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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