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她一眼：“主任有啥指示？”
“校长说下午听你课，问你准备好了吗。”
“听就听吧，也没什么准备的。”
“怪不得说你李星是教学骨干，这么大口气。”
“你别损我了，进来坐坐。”我把衣服拧出来，放在另一个盆子里。我忽然很想和肖玲谈谈，我是不想让我们老有一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对以后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劳燕分飞。我觉得继续下去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结局。可我还不想调离原北完小，也许是时间长了，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对这里的学生有了感情的缘故吧。
肖玲站在门口说：“你这房子我这号人能进吗？”
“你说那里话，我这房子谁都可以进来。你是当官了，瞧不上进来吧。”
“你倒比原来会说话了，句句都带着刺。”
“你别多心，不管咋说，友谊地久天长嘛。我们都成家了，算是过来人吧，现在又在一起工作了，别弄得那么生分不成吗？”
“老天也真会捉弄人，以前的事，我是不会忘记的。以前的事，也让我明白了，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感情。”肖玲说完，转身走了，留下一串熟悉的笑声。
我不知道肖玲到底是什么意思，站在门口望着她离去的方向，心里不是滋味。猛一回头，马晓英站在她门口揶揄地笑。我看着她那诡异的样子，想配合着笑一下，却笑不出来，便端着盆子去晾衣服。学校隔周是要听一次课的，开学初周中心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打印成了表。授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提前在班里试讲过几遍的，观摩课吗，得玩点花样，得增加点师生的互动，以使教学过程新颖别致。我也是准备了的，但只要求学生预习了一下，读熟课文，参照辅导书试着理解理解课文就算安排布置了。我只是觉得反复的讲，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价值，倒会让学生感到疲惫无聊。我一边晾衣服一边想：刚才和肖玲一段针锋相对的谈话，会不会影响我上课的情绪。
下午听课时，我讲得倒还顺利，之后，全体老师在校长办公室评课。老师们把我的课评得很好，概括成一个词就是——天衣无缝。我不明白现在的人是怎么了，只拣好听的说。其实，再好的课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人毕竟不是完人，而课堂上学生的参差不齐总会制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插曲，准备的再充分也会有突发事件发生。现在想起我第一次被评课时那种激烈尴尬的场面，确实是忠言逆耳。现在都说好学生是鼓励出来的，严禁老师批评体罚学生，可是好老师是不是也是鼓励出来的呢？只能概括成不可置否了。
晚饭后，肖玲端出椅子坐在门口看作业，我端出椅子坐在门口备课。我们俩的房子离得很近，中间只隔着周杰。我们俩便有一茬没一茬地说起话来。
“就剩咱俩了。”肖玲说。
“是呀，人家都回去看老婆或者伺弄庄稼，就咱俩是守庙的和尚。”我说。
肖玲“咯咯”笑了笑，问我：“那你也回去嘛。”
“我家地少，星期天回去就解决了。”顿了顿，我问，“那你呢？”
“我才不管呢，家里的地又没我的份，我也懒得去。”肖玲撇了撇嘴。
沉默了一会儿，肖玲象记起了什么似的说：“你下午讲的课，真的不错，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刚来这儿听说你教得好，我还不大信，今儿一听，真的刮目相看了。”
我笑了笑说：“你们评课时都不说问题，是保留意见不想让我进步吧。”
“不是的，和其他人比起来，你真的讲的好。课堂上自然、亲切，包括和学生互动都挺好。”
“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讲的那一堂课吗，问题提了一箩筐。我那时狠了心，把每个老师的课都听了好几节，收获还真不少。都说老教师观念陈旧，可他们的经验要比年青人丰富得多。其实，再好的课堂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跟你配合默契的。”
“那也是。可是大多数人并不在教学上下功夫，抓家庭经济，搞偸私钻营。”
“你看的还真透。”
肖玲又笑了，我也笑了。我们虽然在感情上曾经有过不快，教学上的一点共识似乎把彼此的心拉近了一点。之后，肖玲还说了一些她班上的学生的一些事，我也说了我们班玲玲的事，文学小组的事。肖玲说：“没看出来，你办法还真多。”
我说：“那也是急中生智，不那么做，不稳住玲玲的心，出了问题谁能负担得起。咱挣的可是担心钱哪。”
“也是，都说咱这事清闲，可谁知道，一天到晚，和一帮鼻嘴娃净淘闲气。”
“毕竟是孩子，怎能不惹事生非呢？整天跟他们喜怒哀乐，演绎人生，回想起来，都是懵懂中成长的笑话。”
肖玲还想说什么，手机响了，便到旁边接完电话过来对我说：“我有个事，你给咱操心学校着。”说完，边走边顺手把椅子提进房中，锁了门转身就走。
我盯着她的背影问：“你不骑车？”
肖玲边走边说：“我同学用车来接我，我去路口等，车马上就过来了。”
我望着学校洞开的空荡荡的大门，觉得我问了一句傻话。
自从跟玲玲、林强有了那个约定，班上也就有了名副其实的“文学小组”。在我的安排下，全班同学都成了“文学小组”的成员。我找了包括玲玲在内的写字比较工整的几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在我巴掌大的办公室往纸上抄，夹着复印纸一式两份。内容从学生的作文周记中选，让擅长画画的配上图案。我没想到同学们热情高涨，真的还对写作文有了浓厚的兴趣，比我预料的效果好很多。原本只是想帮着玲玲从阴影中走出来，没想到弄成了个鲜花怒放。看来，老早没这么做，纯属失策。早这样的话，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师，说不定早都踢出“国门”，享誉全省了。玲玲的思想也有所转变，她也许明白了自己的价值。起码在老师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老师是重视她的。而我也忙得不亦乐乎。教书就是这样，你可以忙得团团转，也可以闲的发慌。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平时那些无聊的矛盾也便自动瓦解，少了许多争吵打闹的官司，又何乐而不为。
第二十九章：爱没有错
杨雪的理发店离家大概五百米远，原来开着一家小卖部，废弃后一直闲着，我就跟房主交涉了一下，以一年五百元的价格赁了下来。杨雪早上在家吃了早饭后去理发店上班，中午没人时抽空回家吃饭，人多时就凑合一下。因为地方小，虽然油盐酱醋都一应俱全，但我平时不在，杨雪一个人也不值得做，加上岳母也经常叮咛：你们和家里又没分开过，回家吃饭好看，对你奶奶和婆婆来说，也是个安慰。母亲却发牢骚说：在理发店做着吃就行了，回来吃还不是整我，图邻家好听。我不知两位母亲的话谁对谁错，这无非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结果。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清官都难断清，我只好抑制着难受装着糊涂。我觉得一家人说说笑笑围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饭一边聊家常，也挺不错。可我同时也很担心饭做好了，你不想吃他吃不下去那种让人无法忍受食而无味的场面。然而对于母亲，我还是理解的。多年来，母亲尘封的思想，压抑的灵魂，在孤守中煎熬着，在寂寞中期盼着，平静与安宁的死守，让她讨厌一切嬉笑怒骂。母亲摒弃了失去丈夫的痛苦，孤傲的等待芥菜开花的时节。对于家庭矛盾，母亲同样选择了孤傲的忍受和沉默的迂回。忍耐沉默和打开窗子说亮话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两种解决方法也许会因针对的对象不同理解的偏差而制造出新的矛盾，可人各有“志”，我又如何决定别人的性格呢？
这天，我从教室出来，村里一位大叔正好走进校门找我，说杨雪病了，让我赶紧回家。我给校长打了声招呼，就和大叔一块儿回了家。回去了才知道，杨雪是流产了，已经被张博用车送到医院去了。我在路上等车去医院，母亲在一旁叮咛：“别急，人不太要紧。”我鼻子有点发酸，望了望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说：“你把孩子领回去吧，站在这儿没用。”
赶到医院时，杨雪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张博坐在另一张床上吸烟。见我进来，张博忙站起来说：“李老师来了。”
“让你别李老师长李老师短了，你老这样糟践老同学。”我一边说一边给张博发烟。
张博推让着接过烟，我接着说：“这次又麻烦大老板了。”
“没什么，别跟我客气，老同学嘛。那你在这儿，我走了。”
杨雪红着眼睛躺在病床上，听张博要走就对我说：“你跟张博出去吃个饭。”
“不了不了，来时刚吃了。”
张博连连摆手，硬是把我推进病房择身走了。
我走近病床，望着杨雪红红的眼睛，用手拢了拢她额前散乱的头发，问：“怎么样？没事吧？”
“死不了。”杨雪把头扭向一边，泪水潸然而下。
“哭什么，人好着就行。”
“我哭我命怎么这么苦，什么时候才能活得和人一样？”
“好了，别想那么多，身子还虚着呢。”
这时，护士推门进来，问：“家属来了吗？”
“什么事？”我问。
“去把钱交了，还有这药随便取了，拿到护办室。”
我接过处方和票据，看了一眼还在哭着的杨雪，走出了病房。
杨雪是第三天出院的，岳母来了几天，看杨雪没什么大碍，就回去了。岳母回去后，母亲对我说：“我带上晶晶住到老屋去。”
“就到这儿吧，回老屋干什么？”
母亲说：“晶晶还小，在这里乱嚷嚷，再说，你婆在老屋里，整的我两头跑。饭你也能做，杨雪想吃啥做些啥。我现在老了，做啥有时也做不到你们心上。”
我其实想让母亲留下来，并不是为了让母亲服侍杨雪。母亲和杨雪，就像天下所有的婆媳一样，中间老隔着一堵墙。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创伤让一家人无法开心。也许，互相避开会给每个人留下一丝平静，但这样的结局却是令人伤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