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当前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已经渗透到组织人事工作的许多工作领域，几乎涉及组织人事工作职务行为的方方面面，如考试招干、考核评职、职务升迁、奖励惩罚、人事交流、干部培训、出国考察、子女安排、甚至是班子调整、扩充编制、部门升格、工资调整等等。
四是犯罪行为的群发性。往往是一个厅局级、地市级、县处级的买官、卖官行为，会牵连并造成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数人、数十人违法犯罪的群体暴发，会殃及一个系统、一个地区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体制更新、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类犯罪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查处的阻力大、压力大、难度大；组织人事工作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都有一个庞大的、深厚的保护层，而且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查办者与被查者，都在同一级组织与体制之中，这个保护层不仅对被查者有保护作用，而且对查办者也拥有“生杀权”，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同时，地方保护、条块分割也是一个障碍。
“贿选”问题的大量发生，是因为选举过程就是政治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的获得者即得到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
政治背后隐藏的经济回报，使得竞选者舍得“投资”。竞选者贿选，看中的是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看中的是其中的巨大利益。就贿选者本人而言，受这样一个“规则”的驱动：贿选为了上台，上台则为了加倍收回“投资”。
完成从特权政治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清除特权利益集团的过程。当权力从一个集团手中转移到一套民主规则那里以后，特权所赖以生生产不息的土壤就失去了。
不但要成功地将旧的特权集团清除政治舞台，而且要成功地抑制新的特权集团的产生，——这是实现宪政转型的前提。
作为征服者在摧毁旧的特权集团后，将自己拥有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强化自身权力，从而形成新的特权利益集团。中国要实现民主，也必先由先进的国民党接管一切权力，保证党的主义在全国人民中得到遵守和实行。
蒋介石对军队的掌控权，使之在党内斗争中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反对派曾经希望用党制约蒋介石，用党权制约军权。但实际上党权不但不是约束他的力量，反而为他增加了施加论证的有用工具。同样重要的是，党也离不开蒋介石的军队，强大的军队实际是党柄权的唯一资本。
宪制政府的目标与垄断权力的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宪政不但毁于暴力本身，也毁于暴力支持的特殊利益。在集团成员无所顾忌地利用集团特权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盘剥人民的时候，成员个体利益与集团整体利益的先后主次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不是成员的个体利益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而是集团的整体利益迁就成员的个体利益。
特权是指合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的权力。对统治集团而言，最大和最重要的特权无疑是排他性的政治权。
一个特定的统治集团出现，为了使自身利益合法化、神圣化，总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国家控制资源，就是统治集团控制资源；统治集团的思想技术国家的思想。
集团特权与个人特权的一致性，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条件。官员有权，是因为党有权；党有权，除了军队作后盾，也同样离不开官员对社会的日常控制。党推行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都要依靠遍布社会的四通八达的官僚管道网。
官员的个人利益就附着在党的利益之上。但是，集团的整体利益与集团里的个人利益又常常是矛盾的。整体利益要求政府适当节制权力，放水养鱼，争取民心；个人利益却驱使官员贪得无厌，。在政府通过官僚体系向社会抽取利润的时候，官员乘机搜刮。从合法侵占到非法侵占，两者之间有很难明确界限，一般会把政府运用权力的行为视为合法，而把个人运用权力的行为视为非法。实际上，贪污腐化就是官员利用合法特权的一个结果。
在集团成员无所顾及地利用集团特权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成员个体利益与集团整体利益的先后主次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不是成员的个人利益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而是集团的整体利益去迁就成员的个人利益。
如果不清除当前的腐败而建立起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人民就会起来革命。但是，如果消灭了特权，建立了廉洁政府，又会影响对官员的控制；因为高官的利益有赖于特权体系的存在，而且特权也是激励各级官员为党效忠的报酬。
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愿望。看看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得官心者得天下”，每个皇帝都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选拔下属，把那些他认为百分之百忠于他的人选拔到重要位置担任领导，给以优厚的待遇，以便他们为皇帝卖命。皇帝们认为，只要维护好了全国官吏们的利益，也就全国一条心了；欲巩固政权，必须先巩固官吏队伍；知识分子能影响文化和精神，而官吏能影响专制集团的政治地位，所以专制集团不断地用提拔任用为诱惑，把各级官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组织找个人正式谈话之前，往往有暗示、吹风。有暗示和吹风，比正式谈话意义更重大。正式谈话只是组织程序。重要的是组织程序之外的东西。有权暗示和吹风的人，就是有权决定你命运的人。谁找你暗示和吹风了，你就是谁的门生了。这种人事渊源，也许会左右你终身的政治命运。
组织部门从不单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希望他的部下相辅相成，相依相克，从而达到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有人要当牺牲品，其取舍不在于一个人才能的大小，而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需要。
官场是一套组合齿轮。你的升迁往往并不单单取决于上边，更不取决于你自己，而是别人的升迁往往会影响到你。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谨防干部考察变考证
干部考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一项重要程序。一名干部能否提拔重用，考察这一关相当重要，如果考察不过关，很有可能被否决。对此，《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作了明确规定，对考察者、考察内容、程序、范围、形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按说有了这样一套较完整的程序，应该能够充分了解考察对象，避免选错人、用错人事件的发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部分干部考察呈现出了“程序正确，路线错误”的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虽然依照规定履行了干部考察程序，但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根据上级的意图去实施，走的是“上层路线”，而非“群众路线”。那就是当党委会或常委书、书记会，甚至个别主要领导圈定了某个（些）候选人后，组织部门依据上司的旨意，通过考察，补充完善考察对象的有关资料和手续，千方百计使其达到岗位任职条件，满足领导的意愿。干部考察便由全面了解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过程，衍变为目的性很强、排他性很明确的搜集、整理资料过程。凡是有利于该干部的证据被装进档案，不利于其的信息被丢在一边，典型的“去芜存菁”。一切考察程序和手续都是为了验证考察对象的符合性，考察目的是为了验证领导的正确性。这就像学者去考证某段历史一样，搜集资料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某个观点的正确。
为了让考察对象顺利上岗，组织部门往往在“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等过程大做文章，有甄别地挑选谈话对象，有目的地发放意见表，有筛选地进行民主测评，大大缩小了考察的广度与深度，结果变成了少数人评议少数人，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使得干部考察程序完全变了味，变成了少数领导提拔亲信的工具，变成了“买官卖官”的通道。
眼下，各地正在进行党委换届工作，要想避免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买官卖官”等问题，必须完善干部考察制度，杜绝干部考察变考证现象的发生。
官位何以成了＂恩赐之物＂？
为什么说官是恩赐之物，因为有些官位的得来决定于上级的一句话，垂视的成分很大。再者，官位是个非常隆重的礼物，得之感恩戴德。
一个人怎么能得到官、官位怎么能够得来，除了沙场拼杀之外，还有一些是以恩赐方式得来，不感动恩人也要感动上天。官的最佳方式应当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