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sina。。 2007年07月07日10：32 新京报
作者：熊培云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解释：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诉诸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应该说，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一些人团坐在电视机前品头论足，兴奋异常？此情此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古罗马。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嗜血的隐秘的欲望。
角斗士你死我活地打斗，臣民歇斯底里地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意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此一“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今天，当我们路过罗马，曾经旌旗猎猎的娱乐场所多已倒在断壁残垣之中，然而，类似的血腥屠戮并未销声匿迹。至少，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古老的伤口。或许正是因为感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着“要做爱，不要斗牛”的口号。
斗牛文化在中国同样受到抵制。几年前，北京大兴区曾有意建立亚洲最大的、拥有数千坐席的斗牛场，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
当然，拒绝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学同样将角斗场视为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不设防的斗兽场”，因为渲染暴力与复仇文化的剧情在电视里随处可见。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的台词———“我要报仇！”
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马斯洛曾经如此感慨。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报纸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媒体忽视掉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传媒角斗场”上。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阅读使人失去爱心，这将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
21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专栏文章，针对成龙日前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