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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前者，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生活。准确说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在那样的年代，不跟随国王打仗算是“政治不正确”了。然而，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面貌——所有帝国终究灰飞烟灭，只有生活永远细水长流。而后一个故事则表明，即使大军压境，即使枪炮压倒了玫瑰，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一样可以尽享伊迪丝？皮阿芙《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中的情爱，选择站在玫瑰一边。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十一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如何从政治的世纪、流血的世纪，回到生活的世纪，流汗的世纪，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
【第11节：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1）】
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
2007年9月，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宫方面表示，该咖啡店系故宫自主经营品牌，属于故宫奥运前进行的经营网点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与此前星巴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帜，不同还体现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摇身一变难免给人一种唐突而荒诞的印象。一切似乎应了那句“与其让别人祸国殃民，不如让自己祸国殃民”——如果的确如先前所说，咖啡馆的存在有损故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对于如何看待故宫新开的咖啡馆，来自新浪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故宫不应该开咖啡店等类似的商业店铺；30％的人认为不应赶走星巴克，这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支持开中国人自己的咖啡馆的人数则占到了20％。如此看来，赶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过这项简单的调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数似乎要比“中华老字号”还要多一些。
近年来，有关文化殖民、全球化的争论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宫做了几年，没想到一被符号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开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假使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在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者文明。
【第12节：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2）】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事实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东西交融、不断拓展的产物。一方面，咖啡并非西方土生土长，十八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欧洲的形成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在大街上想起麦当劳，既不是因为麦当劳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某种象征，而是因为麦当劳的厕所里随时有人在做卫生，并且备好了柔软的手纸？
故宫“内瓶装外酒”的幽默，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这一切，就像几十年后，故宫的爱国主义者将星巴克换成了“中华老字号”。
抛开种种政治或文化的冷战，朱可夫元帅知道，无论贴上什么标签，“爱国主义”也罢，“帝国主义”也罢，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卓越功勋的元帅，挡住了德军，却没有挡住生活。有趣抑或无趣的是，几十年后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坐在故宫的九卿值房外体验老年朱可夫之烦恼，继续徘徊在标签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之间。
【第13节：老教授与小王子】
老教授与小王子
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于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今已广为流传：“Liberté，que de crimes on met en ton nom”（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的另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并不多——“Plus je vois les hommes，plus j’admire les chiens”，意思是“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他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句话是李敖从罗兰夫人的闺房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罕见之事。
不过，透过这一男一女、一中一洋，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狗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又有见证。
2007年7月，成都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为捡来的小狗办丧事，两天花了十万元。舆论一时哗然。
“人狗情未了”。据称这位老人有高血压，经常生病住院，老伴五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有工作，长年不在身边。三个多月前当他从大连来成都定居，在街道上散步时遇到了这只流浪狗。小狗一直跟着他，这让他觉得“爷俩”很有缘分，于是就将它带回了家。老人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狗狗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好像亲人一样在关心我。”
如此惊世骇俗的葬礼注定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有人批评老人斥巨资治狗丧是糟蹋钱，所谓“黛玉葬花同命相怜，教授葬狗铜臭相连”；也有人责怪老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给山区的孩子。
这些话看似正气凛然，却经不起推敲。一方面，给狗花钱并不能推导出老人没给或必须给其他孩子花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临死时还有万贯家财是可耻的。这句话通常被人当作慈善劝诫的招牌。不难发现，这句话也间接印证在有生之年花光自己的钱财是一种权利——只要这些钱是老人的合法所得，怎么花是老人自己的事，旁人着实无权干涉。
为什么不能尊重老人的选择呢？毕竟，老人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有关“奢侈”的指责同样有悖于事实。如孟德斯鸠所言：“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奢侈本来就是完成社会的财富流动与资源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如其所述，儿女不在身边，他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一只偶尔拾得的流浪小狗身上。不幸的是现在小狗也没有了。为狗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常人虽然难以理解，但对他来说却在情理之中。至于十万元背后藏着怎样的暴利，显然，人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有关殡葬部门，而不是这位行走于风烛残年中的老人，他不过是要还平生一个“隆重的心愿”。从这方面说，老人的“奢侈”也不过是“心愿”面对高价时的“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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