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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3、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第3、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案。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新史学》2002年12月第13卷4期
6《盐铁论》的臆造问题
1前言与摘要
1996年12月号第14期的《中国文化》，刊载了赖建诚的〈《盐铁论》的结构分析与臆造问题〉，此文于1998年重刊在他的一本文集《绿野仙踪与中国》（《三民丛刊》第186号）。这篇文章提出一些合理的怀疑，但也引发可以再辩驳的议题。本文从其它角度，提出不同的证据与说法，一方面和赖文的论点相辩难，二方面希望能引发不同的讨论。这个题材或许仍无定论，但总是一个值得辩解的公案。
以下略述赖文的论点旨要。此文把《盐铁论》内59篇的内容，以篇名为单位分成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思想、匈奴问题、相互讥讽等六类，制表分析后得到一项结构性的观察：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左右，而与意识形态争执（儒法对立）相关的篇数最多，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然后根据这个结构分析表，列举四项理由，说明《盐铁论》的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所拟，而不是根据会议实况推衍增广的。
全书60篇内，除了〈60杂论〉是作者桓宽的「跋」（记载编着此书的经过、参与者、以及桓宽对盐铁会议的人事评论），其余59篇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141篇可称为本论，因为主题是在争论是否要「罢盐、铁、酒榷、均输」（〈01本议〉）；到了〈41取下〉所得到的结论是：「请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皇帝（一说是丞相）批准了这项结论，所以主题到此告一段落。
依姚鼐的见解：「。。。42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论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设言」（《惜抱轩全集》笔记卷七〈盐铁论〉）。这句话说明两件事：（1）4259篇的主题，移转为匈奴与法律问题，与盐铁本议无涉，所以是「余论」而非主论；（2）这18篇是桓宽臆造的。主题转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18篇内国防问题占11篇、刑法问题与意识思想问题（如〈56申韩〉、〈58诏圣〉）占7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全未涉及。
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
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则较易引起争辩。姚鼐的论点出自他的《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盐铁论〉。姚鼐批评《盐铁论》冗长不实：「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颇不实，殆苟于成书者与！」17。冗长的部分，读此书的人大都有同感。而不实的部分，姚鼐的证据是：〈42击之〉的开头说，「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姚鼐认为西汉的贤良与文学，很不容易被取列为大夫，证据是：「按汉士始登朝，大抵为郎而已，如严助、朱买臣对策进说，为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士，岂得多哉？昭帝时，惟韩延寿父死难，乃自文学为谏大夫，魏相以贤良对策高第，仅得县令，其即与此对者，固未可决之。要之，无议盐、铁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宽臆造也」。他的论点是：文学朱买臣能当上大夫，是武帝破格取用，贤良魏相对策高第，也只能当县令，参加盐铁会议的六十多位文学与贤良，怎么可能「咸取列大夫」？
赖文提出四点理由，推测4259篇是桓宽臆造的。第一是双方代表人物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官方的正式会议，怎会在42篇开头说「辞丞相、御史」，而只剩文学、贤良、大夫三方？4259篇中的主要对话者，是大夫与文学双方，但到了〈55刑德〉倒数第二段，御史竟然出现了，之后的〈56申韩〉、〈57周秦〉、〈58诏圣〉也都是以御史主问，由文学应答，到了〈58诏圣〉的最后以及〈59大论〉时，才又由大夫主导。这和〈42击之〉所说的「辞丞相、御史」不合：既已辞御史，为何御史又出现？此外，贤良在4259篇中全未出现。总之，御史实未辞，而贤良虽未辞，但亦未赞一词。若说这是官方的会议，在形式上也奇怪；若说是桓宽臆造，也不无可能。
第二是主题方面的问题。盐铁会议的主题，在〈41取下〉时已有结论：「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主题至此已毕，为何要另日再有4259篇之议？况且4259篇的主题，在141篇中也都已论过，何必重复？若要再论，何必「辞丞相、御史」？再说，4259篇并未得出具体的政策性结论，也毫无经济方面的主题，与本书的名称《盐铁论》不符。
第三是匈奴问题。《盐铁论》虽以盐铁之议为题，然而盐铁官卖的根源问题，是由于匈奴边患导致国防支出过高，所以与匈奴相关的国防问题，才是前提性的主题。141篇中若以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为主，4259篇转以匈奴问题为主，两者是相贯通的。反论：若国防问题为首要，何以在全体出席争辩的141篇中才只占三篇，反而在「辞丞相、御史」之后，才在4259篇中大论特论（11篇）？况且匈奴问题在武帝晚年时威胁已大减，昭帝霍光主政时，匈奴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高，所以在141篇的「主论」内，只有三篇谈匈奴问题，这么低的比例（341），和当时的实情较吻合；4259篇中的高比例（1118）不符当时问题的优先级。
再说，141篇中谈论匈奴问题时，篇名都是防卫性的：〈12忧边〉、〈16地广〉、〈38备胡〉，这和昭帝时对匈奴采取防守和平的路线相符；而4259的篇名则较积极主动，例如〈42击之〉、〈45伐功〉，这和141篇的立论在气息上大异。若4259篇为桓宽所拟，则有可能是桓宽时（宣帝），匈奴问题再度吃紧所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