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的3。3千万盎司，增到1940年的7千万，其它的矿业（铜、铅、锌）也跟着受惠，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供给量提升，效果非常显著。
这件事和中国有何相干？美国硬把银价拉抬起来，对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有两项重大的影响。（1）等于是用外力强迫中国币升值，这会严重打击出口贸易。（2）美国的白银价格大幅提升后，中国银子必然受到高银价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国，造成货币供给大失血。可以预见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的物价大幅下跌，百业萧条。简言之，美国的购银法案是以邻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国的痛苦上。
另一群受害者，是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产银国。这些国家原本大量使用银币，如果银价在短期内被美国拉高一倍，这些银币立刻增值一倍，物价也高涨一倍，那怎么得了？这些产银国的因应之道，是减少银币的含银量，或是甘脆禁止使用白银当作货币，否则会被美国的购银法案害得很惨。
暂且不谈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专谈与中国相关的问题。1934年的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白银。中美政府早就预见这个影响，做了配套性的政策，例如防止白银走私、规定银行汇出白银的数量。购银法案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造成相当的恐慌，民间的主要担心，是白银流失后货币供给量变少，物价跟着下跌，工商界百业萧条。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诺贝尔奖
真的是这样吗？有两种见解在争辩。主张上述见解的，是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的基本论点是货币数量说：购银法案把白银价格拉高后，中国币的汇率被迫升值，造成奇特的「银贵金贱」（黄金的价格相对地贬低），造成出口困难、贸易赤字更严重。白银被美国吸走后，货币供给减少，政府的财政必然更困难，只能扩大债务让预算赤字化。蒋介石政府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算在1934年10月脱离银本位，但此事拖到1年后（1935年11月3日）才正式宣布，终止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改采法币制（纸钞制）。
脱离银本位后，政府印钞票时，就可以不必顾及白银的准备数量，导致过度印钞，造成物价膨涨。以上海为例，19314年间因购银法案的传闻，批发物价下跌23％，但在19345年间只下跌1％。1935年底改采法币制后，19357年间的物价上涨24％。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中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激增。此事虽与美国的购银法案无关，但国民政府在脱离银本位后，大量印钞应付各方需求。在8年抗战期间（193745），货币发行量增加300倍，物价上涨得更快，将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涨150％。Friedman说，中国经济先受到购银法案的打击，接着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后又有19459的国共战争。整个检讨起来，购银法案应该为国民政府失掉大陆，负起重大的初始责任。
Friedman言重了。他只根据一些表面事实，做了过度的推论。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银子，引发通商口岸的商业恐慌。但若要说购银法案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需要更明确的证据与深度分析。有另一派见解，例如Brandt and Sargent（1988），就明白反对这种货币数量说的推论。但他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总体统计数字解说，没有用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去探讨其它因素。
Thomas Sargent
我们尝试用反事实推论法，透过较严谨的模型推论与计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的见解。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有较重大影响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购银法案，而是19317年间水旱灾的长期广泛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受水旱灾害的程度如下：1931年有20。1％，1932年17。5％，1933年15。4％，1934（购银法案那年）38。9％，1935年9。8％，1936年11。3％，1937年19。3％。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确实不少，但激烈的程度是短暂的，也只限于工商业。相对地，19317年间的水旱灾，对以农立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冲击才是广泛深刻的。
参考书目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Sargent （1989）： “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ary Economics； 23（1）：3151。
Friedman； Milton （1992）：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1）：6283。 ment by Rawski 1993； 101（4）：7558。
Ho； T。C。； C。 Lai and J。 Gau （2010）：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Silver Purchase Act （1934） on the Chinese Economy”； working paper。
10明清的税制与贪污行为
「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这类的说法，表示中国的领土过广，朝廷的旨意不容易在基层落实。但另一方面，从文官考试、军队调动、牢狱审判、治理水患、蝗灾、救灾蠲免，又可看出中央集权的实效面。领土过广就必须分治，以明代为例，除了有布政司、州府县的层级组织，还派皇子分驻各地申张皇权。简言之，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事项（如考试、军队、救灾），帝国组织有它的效率面，但对经济性与生活性的事项（如课税），地方政府的力量就明显强过中央。
税制牵涉实质的利益，是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关怀，但立场却又对立：中央政府提出既定的税收额，地方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地方百姓超额收税，民间则贿赂官员来逃税。统治者、地方政府、民间百姓三方面的斗法，让贪污（贿赂）成为追求均衡点的必然手段与过程：中央要监督地方官员不让他们贪污，但地方官员的公费有限，必须超额征税才能让行政体系运作，民间有能力者必须靠贿赂才能减少课征额，小民百姓只好承受额内与额外的超重负担。
中央为了减少贪污贿赂，派出监察御史巡查，一方面提高监督权，二方面减少民怨。但从明清的税制史来看，答案是失望的：贪污贿赂盛行，中央的监督效果相当有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税制架构与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贪污甚至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中的两项关键点是：（1）监督的能力与成本，（2）惩罚的严厉度与有效度。
统治者的短期财政目标，是每年的税收极大化。长期目标是扩大税源与税基，最理想的状态，是「从鹅身上愈拔愈多毛，但鹅还不会乱叫」。其实是鹅不敢乱叫，只希望少拔一点毛。真的拔毛者是地方官员，「该拔多少」与「能拔多少」之间，就由贿赂额的高低来决定。
贪污有三种主要形式。（1）官员蓄意低估纳税者的应税额（高额低收），缴税者用现金或其它好处回报。这是官员与百姓互利，牺牲统治者利益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较易出现：（a）税源难以估算，或估算的成本过高时；（b）纳税者的应缴额相当大，贿赂比缴税更合算时。（2）官员监守自盗，从税收内中饱私囊，通常发生在中央对地方控管不足时。（3）超额征收：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或自身利益，官员向缴税者收取超过规定的税额，长期而言这会损害地方税源引发民怨。
这些事情古今中外从未断绝，统治者的对策不外四种。（1）税官轮派制，（2）加强罚则，（3）严厉监督，（4）提高官员薪资（养廉）。这些方法都会增加税收成本。如果国家的每100元税收中，行政成本与监督成本超过50元，那还不如甘脆让地方官员贪污20元，来得省事有效率，国家的收入反而更多。
愈偏远的省份，基层税收愈容易贪污，原因很简单：监督不易，成本太高。另一个原因是：个别的贪污事小，因为金额有限为害不大；贪污通常是勾结性的、结构性的、共犯性的，贪污者的共生性与团结性，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百姓的立场来说，当课税过高时，应税者有几种对策：（1）逃离本地，（2）隐匿应税的资产，（3）贿赂官员减免税额，（4）团结抗税（官逼民反）。整体而言，影响贪污程度的要素有三。（1）领土的大小：小国寡民不易贪污，如香港与新加坡；幅员广大的中国与俄国，贪污率必然较高。（2）地主的实力：个别的中小农民不易逃税，贵族地主必然贿赂或抗税。（3）统治者的棍子有多长、有多狠：中央政府是否愿意付出监督与惩罚的高成本。
明朝的鱼鳞图册
以下举实例说明，明清时期的贪污为何无法有效压制。第一个困难是官员人数太多，16世纪时中国约有3。6万官员，法国约有1。2万人。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分布在这么广大的领土内，有效监督的困难与成本可想而知。第二个困难，反过来说，是官员人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太低：16世纪中国的3。6万官员要管理1。5亿人口，比例约14；200，而法国的比例约11；250。这表示明代的官员，很难确实掌握可税对象的实际价值，只能根据鱼鳞图册和黄册，这类几十年才修订的老旧税收资料。
再举一例，以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会计录》来说，明代三百多年间，总共才修订三次（洪武、弘治、万历），这么长的间隔，怎能掌握社会财富的变化？再以清丈田亩为例，张居正当国时雄霸天下，但真正清丈的，也只不过是山西和北京少数地方。「每丈必反」已成常态，清朝在17世纪时，也试过三次清丈田亩，皆未成功。这表示明清时期，隐匿财产田亩避税的事态相当严重，愈有田产的人愈有办法逃税。据估算，20世纪初期时，约有33％到40％的家户，完全未缴土地税。
明朝的黄册
这么严重的逃税，难道地方税官不知情吗？逃税者必然贿赂，收税者必然贪污。监察系统说起来严密，执行起来严松不一。被举报者占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严重贪污而被革职者，19世纪时只有6％9％。
为什么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呢？主因有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