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60美分。它的名义价格或绝对价格上涨了100％，如果所有其他商品价格也上涨100％，它的其实或相对价格将仍保持相同。事实上，从1950年到1970年，能源的真实价格几乎以20％的速度下降。
这意味着总体说来，美国所有价格的平均数比能源价格多上涨了大约30％。当我们审视从1973至1974年的禁运以来，“欧佩克”石油的真实价格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上升得很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似乎一直在上涨。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你在通货膨胀期间所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定义为所有价格之加权平均数的上升，你会预计到汽油价格的上涨。
尽管对石油产品的短缺有许多预测，可到了1982年，世界充满了石油。确实，在1981年和1982年的某些月份里，加油站里汽油的名义价格实际下降了。当然，那些认为石油是特殊商品、不适用于标准的经济分析人土仍坚持说：1982年的原油过剩将迅速消失，短缺将再次出现。
能源图景当然比我们在前面所描绘的更为复杂，但其基本分析总是趋于一致。当一种能源的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将被导向减少或停止消费，而供给者被导向更多地生产。如果该种价格被预期待续上升，其他可替代能源就会被更为迅速地被开发。
供给与需求的法则适用于能源，如同适用于食品、服装或者你有可能希望探讨研究的任何其他商品或服务。
第二章：迷幻经济学
大麻通常是非法的；海西西（一种以印度大麻叶制成的麻醉品）、麦司卡林（一种产生幻觉的药物）、二甲基色胺（也称DMT）、裸盖菇素和四基大麻酚（大麻中的主要有毒致幻成分）均为非法迷幻物品。这些毒品的非法性质，当然不会使老少吸毒者免除对毒品的使用。然而它确实能对这些毒品的生产、分销和使用增添某些奇异的特征。
在我们审视毒品之前，我们可以用考察历史经验的方法来了解一些事物。对于曾经历过禁令时期的多数人来说，这一历史经验已被证明是难以忘怀的。
1920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正式生效。该法案禁止“在美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运输令人致醉的烈性酒类，或以饮料的名义进口到美国或从美国出口”。1919年通过的沃尔斯戴德法案更加强化了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购买、占有和饮用令人致醉的烈性酒类。
一种昔日为合法的商品一夜间成了非法商品、其结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本应对此结果有所预见的。既然烈性酒和葡萄酒的合法供应实际上降至为零，而公众中的许多人继续需求该种商品，很快便有了替代品的供应，烈性酒和葡萄酒的非法供应流入市场，偷运的威士忌酒源源不断地从加拿大边境穿越入境。因为在加拿大，威士忌酒的生产是合法的。
当然只有较少的企业家愿意向美国公众提供烈性酒。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突然间提高了，那些潜在的非法酒店不得不考虑被监禁或被罚款的较高风险。他们还面临着经营酒吧己增加了的成本，因为日常的经营项目是以一种偷偷摸摸（即更高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再者，非法酒店的经营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得不与有组织的犯罪相勾结。他们除了得贿赂本地警察以外，还得贿赂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对前者的支付减少了自己被监禁入狱的可能性，而对后者的支付减少了自己遭攻击和丧命的可能性。
作为一般性总结，我们可以说禁令也许减少了企业家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所愿意提供的酒精类饮料的数量。如果在1919年某人所喜好的一瓶威士忌可以用3美元的价格获得，那么在1920年，它不是卖得更贵，就是被一种较低质量的产品来填补。
嗜好威士忌酒的人们在禁令期间面临的另一难题是，他们不能再从报纸广告和告示牌上搜寻以最优价格购买布尔邦（一种烈性威士忌）的信息。此类信息已经转入地下，甚至质量和价格的知识也突然成为贵得多的商品。
一般说来，消费者有数种获得信息的来源。他们可以从朋友那里、从广告中以及个人的经验中发现有关产品的信息。当商品为合法物品时，它们可以拥有商标以便于识别。商标不可被抄袭照搬，法院对它进行保护。有了如此易于辨认的商标，消费者便可通过朋友和广告的推荐，了解每一种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如果他们对某一产品的经验与他们的预测不一致，他们用不再购买那种品牌的方式，确保自己不再遭受那种“劣质”商品的侵害。
当一般种类的商品成为非法物品时，获得有关商品质量信息的途径将会减少。商标名称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因而盗用著名商标的弄虚作假行为接踵而来，判断哪一种商标品牌是“最好的”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不幸的嗜酒者因受劣质威士忌酒毒害而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某些比酩酊大醉严重很多的风险成为现实存在。
对于某些人来说，饮用威士忌酒的新成本被那种在非法酒店氛围中的违法乐趣所高估。而另一些具有更为敏感伦理观的饮酒者，则被烈性酒的非法性质所排斥，并且受此威慑，而不再像禁令以前消费得那样多，即使烈性酒能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获得。
当很难对这些考虑的净效应进行估测时，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禁令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力是不同的。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要的威士忌酒付出更多的钱而感到特别不满和退却，他们几乎不冒什么导致失明的风险，因为无论是高价标签，还是获得有关产品质量及供给的信息成本，都不能将他们与他们所喜好的饮料分开。大概他们在禁令之前就已经十分乐意接受比当时价格更高的标价。
与此相反，某些低收入的嗜酒者在禁令之前，也许正是对可接受质量的威士忌酒支付他们所能承受价格的最高限。价格的突然上升，给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喝很少一些，或者采用违法私酿和用浴缸储放杜松子酒的形式。由饮用污染的威士忌酒而引起的伤害、疾病与死亡的分布，直接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禁令期间所发生的事与现在正发生的对多数迷幻物品和幻觉剂的嗜好之间有一种明显类似的东西。如同非法配制的烈性酒，这些毒品因其非法性受到了严格限制，这导致了制造、分销、零售与消费毒品中相对较高的风险和成本。
然而在谁会获得更多所需求的商品问题上，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差异。富裕的使用者仍然能够购买质量好的违禁品，他或她甚至可以付钱给中间人，以便到处进行必要的搜购。而那些中等收入的使用者只能勉强以劣质品应付。而那些“领头羊”，或那些几乎总是贫穷的，而消费量很大的使用者，却经常以低于别人的价格获得较好质量的迷幻物品。出现这一状况原因涉及经济学与社会学。
首先，这些饮用者的贫穷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低收入工作。所以，当他们离开工作而花费时间，所失去的并非很多。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工作的机会成本，与那些高收入工作的人们的机合成本相比较是较低的，后者在他们选择不工作时必须牺牲更多的收入。
“贫穷”的使用者仅仅在他或她急需迷幻物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最佳价的购买时，才对较低的机会成本作出反应。这在禁令期间也确实如此，但是并没有很多进口，因为并不存在如此大的沉溺于威士忌酒的社会“领头羊”集团。
另一方面，面对中等收入的迷幻物品消费者的难题是多重性的。如果这一消费者花费时间寻找有关购买何种迷幻物品，在哪里能找到它们等等的信息，他或她就面临离开工作所花费时间的更高机会成本。潜在的坐牢威胁无论是对机会成本，还是对心理和情感成本来说，都是更大的威胁物。既然这个人也许不能或不愿意向某个中间人付钱去做必要的搜寻（如同富裕的消费者那样），他或她就只能以那种质量被许多低收入的“领头羊”所不同的迷幻物品勉强应付。
既然特定迷幻物品的消费在其他国家是合法的，那么富裕的消费者为何不乘飞机到海外去获得和消费这些迷幻物品呢？
以尼泊尔为例，在那里，高质量的大麻可以以大约两美分一盎司的价格获得，而在美国，同样的质量和数量，价格可高达40美元。因而，尼泊尔迷幻物品的相对价格是美国迷幻物品价格的两千分之一。是否如此？可当我们在考虑总成本时，我们明白必须包括去尼泊尔的往返飞机票，加上飞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减去任何用于亲眼看一看这一奇特国家的货币价值）。其相对价格就变得接近以下公式：0。2＋800／40＝20倍在美国非法出售的大麻价格。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非法迷幻物品的需求方面。我们已经审视了很多人是如何购买，以及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去购买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审视其供给方面，我们希望找出很多人是如何愿在不同的价位，提供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知道的供给定律。
迷幻物品的供给与禁令期间威士忌酒的供给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多数迷幻物品的生产与分销的非法性质，使得供给商要承担很大风险。下列因素愈大，风险也就愈大：
（1）被发觉的概率；（2）定罪的概率；（3）潜在的监禁刑期或罚金。做此生意的成本包括确保秘密和避免被察觉的措施、支付给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保护金（对于某些不易于生产的特定迷幻物品，如海洛因）以及支付给警察的潜在贿赂。
如果大麻成为合法购物品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充斥着迷幻物品的国家？
从供给方面看，企业家们将能够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提供更大的数量，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下降了。没有所涉及的风险，没有向有组织犯罪团伙支付的必要，没有在生产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