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社会如何能够创造机会的平等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1964年至1975年之间，黑人的经济改善似乎相当可观。有两个可变换的原因已经给定。一个是因为1964年的《民权法案》，对黑人的需求曲线已经向外移向右边，一个相反的观点主张黑人的供给曲线已经移向左边，因为福利计划已经降低了在黑人中间的劳动力参与率。第二种观点的辩护者争论说已改善的黑人福利主要来源是学校质量的改善，美国南方的工业化和从南方向外的迁移。
第三十四章：教育券经济
无论我们走向哪里，都有对学校制度运行实绩的不满。学校税收经常落空；学校教师走出去罢工了；学生们被这一制度腻烦得迟钝了。当教育券的想法在70年代首次出现时，它似乎是解决学校制度中的顽症的理想方案。
该想法很简单，取代将饯交给公立学校的做法（或者可以变换的是私立学校所发生的费用），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对那些将贫民区学校看作是一种问题的改革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向父母们提供了除了由公立学校制度所提供的劣等教育之外的选择方案。
天主教徒们喜好这一想法，因为券会使得教区学校的入学状况兴旺起来，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感觉到这便是答案，因为它为教育世界提供了类似于经济世界中市场制度的一种自由选择制度。券的魅力是它们会鼓励竞争，此举会震撼学校制度，并且迫使它更加积极地适应一种教育制度应当满足的多种需求。简而言之，券制度似乎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理想答复。
但是券制度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此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行政管理者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自由主义者感觉流向教派学校的金钱将会威胁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更有甚者，计划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券制度将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补充券的数目，并且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就不能够。所以券制度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放置于与该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直接对抗的境地，反映出那些看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威胁的群体的既得利益和观点。
在广泛传播的反对声中，该想法仍然得以坚持，并且使得联邦政府恳求学校系统试行券制度。然而，由于学校系统通常在它们的反抗中是不妥协的，联邦政府发现很难找出一种愿意尝试该试验的学校体系。然而，加尼福利亚州的阿乐姆洛克小区处于严重的财政因境中，它的负责人感觉到任何试验部只会使他所面临的多重难题和困境向好的方面转化。
当在阿乐姆洛克试行券制度时发生了些什么？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的意愿作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课程选修的增加，并且导致那些讲授质量低下不受欢迎教师的失业。
但是学校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职业，因而立即有了如下规定，即任何一位因与该试验相关的原因而离开一所券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没有人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一决定使得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即使对出色的教师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种混合的幸事，虽然他们的学校收取了更多的学费，金钱被花费于雇佣更多的教师和未经测试的材料上，由此增加了教师们与更多的计划、更多的会议和更多的同事抗争的日常难题。
专业人士们以强行对入学收费进行限价的方式阻止了广泛的重新分配，结果是一旦一所学校已经达到它的入学最大容量，溢出的学生将必须回到那些声誉较差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校长们对任何有可能对他们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估的比较性测试尤为敏感；所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差别上以及鼓励父母们改换学校的比较性评估受到抑制。简而言之，该计划已远远地偏离了该制度最初创造者的意愿。
父母们是否对做出选择的新能力有所反应？有些人做出了反应。到了第三年，大约有18％的父母已经选择了将他们的孩子送人邻近地区以外的学校，但是百分比仍然很小，并且反映出多数父母在专业人士面前的被动性。
然而，设想什么也未发生，可能是一个失误，实际上确已出现了学校中更大的多样性。在过去一直是千篇一律课程设计的地方，现在有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课程，艺术与手工微型学校和几个开放式的教室，简而言之，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最后，应当认识到大家都知道阿乐姆洛克试验是一个暂时的试验，它终会结束。所以，反映出有可能在永久性条件下发生经验的程度确是很有限的。
从阿乐姆洛克实验中我门能够学到什么？首先，父母们最终并不比以前行使多出许多的选择权。学校行政管理者和专业人土的权力显得并未减少，并且很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该实验促进了学校中的多样性，并且鼓励了进一步的实验。不过，教师与行政管理者群体的牢固立场，使得该实验远离那些希望强行在学校推进系统市场条件人士的最初意愿。
不管人们将这—实验评估为一次成功或一次失败，它显示出适用于一种制度结构的选择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加以修正，在现实当中，既得利益改变了市场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路径。
在一种教育券的制度下，竞争将导致学校环境的多样性得以存在。如果在教育券制度下，公立学校被许可与私立学校共存的话，公立学校就不得不提供与私立学校同等质量的服务。难怪公立学校的官员们经常地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进行抗争。
第三十五章：收入分配与政府计划经济学
如同在许多国家所做过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已经构建了针对经济中似乎需要援助部门的帮助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同计划的潜在目标是要影响收入的再分配。
如同在第三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改进或保持我们环境的计划既涉及成本，也涉及利益。这对任何政府计划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实际的、如同反对所公认的任何政策的再分配方面，我们必须充分估价成本与利益的幅度。同样，我们还必须依据经验判断谁将承受这些成本和利益。
让我们考察一下农业计划中的再分配效应。这一计划的明显意向是将农民的收入保持在一个社会感觉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不是太低）的水平上，要提出的问题是：（1）这个计划是否能达到那个目的？谁会获取这些利益？（2）这一计划是如何得到支付的？谁来负担这些成本？
先回答后者：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政府对农业计划的支出，都直接来自政府的税收。纳税人在这些成本中所分摊的份额与他们所贡献的总收入成比例。价格支持、剩余储存和土地休耕补贴制的直接成本，在1982年总计为90亿美元。每当消费者在购买一袋以人为提价的形式出现的土豆时，他们就全面临间接成本。
显然价格支持的显性目标正是要支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他们有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的农作物价格。可以作如下比较，土地休耕补贴制所宣扬的目标是“保持土壤肥力”，但是有个效果是要减少耕地的供给，从而减少可供销售作物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地力获得了成功，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它们原本有可能获得的价格。农作物控制与市场份额的目标是要减少送往市场用于销售的农作物供给，其结果仍然是更高的价格。
谁来承担更高价格的成本？消费者直接承担这些与他们所购买的农产品数量成比例的成本。穷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支出在他们收人中所占的比重要大于那些富人们的支出比例，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将农业计划所引起的更高的食品价格看作是一科引起收入再分配的递减税制，因为穷人对他们所获取的物品与富人相比，要付出相对更大的比重。
谁会从农业计划中获益？更高价格的利益是直接与农产品售出的数量成比例的。因此平均而论，这些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直接成比例的。产生于政府对“剩余”产品购买的利益，是与农场主所出售的剩余产品数量直接成比例的。总而言之，这表明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成比例的，因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作物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收入。用同样的推理，土地休耕补贴制的利益与未耕种土地的英亩数直接成比例。农场越大，可以纳入士地休耕补贴制的土地数量也就越大，从而利益也就越大——于是由此再度与农场主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约10％的美国农场主生产出市场所销售农作物的80％到90％。1980年，收益价值为10万美元或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主，其总收入中大约60％来自政府的直接支出、租金和红利，而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农场主，这一数字仅占其总收人的6。9％。
在衡量了农业计算的成本和效益之后，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其效果明显是收入由穷人向较富之人的再分配，当然如果穷人按比例地向政府开支支付较低的税收，那么这一论断是无效的。
类似的分析可适用于进口糖的配额，在过去数年中，世界糖价下跌了一半。然而在美国，尽管世界价格下跌和国内经济衰退，糖价持续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国内生产看得到了进口配额制的保护，从而免除了世界性竞争。获益者是那些在建立配额的法案通过时拥有甜菜和甘蔗田地的人们，受损者是为糖支付较高价格的消费大众。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自己制作很多罐头和储存式食品，因而他们较可能承担政府计划中不成比例的负担。
现在回到我们的收入税制度上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特定的税额扣除是如何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偿付抵押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