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名可秀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俭仁恕，寡欲节制，与章献太后秉政十一年不无关系。”章献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仁宗并不是她的亲子，因在太后垂帘期间，仁宗很是战战兢兢，唯恐被这位堪比吕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观仁宗处政，宽仁有余，却少明断，无定志。计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有人攻击其一辄易之，若是互相攻击便两罢之。无论人才之黜陟，还是国政之兴革，均辄兴辄止，不能始终。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后之下，养成的心性怯退，无果毅之故。若论处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卫希颜点头，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时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续十几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说道：“观仁宗一朝，对外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唯一的庆历新政，仅历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告中止，盖因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庆历新政时，范文正公、富郑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三大要，而其失败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员。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使王荆公为首的新党绕过了最难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变革？执法者便是一群贪官奸吏，使变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终还是失败在吏治上。
“论神宗变法意志之坚，比仁宗强出何止几倍，然在太后和旧党势力的反对下，仍不敢坚持到底。由此可见，将国事系于人君的意志，无论是仁宗这样的仁厚之君，还是神宗这样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这等无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说的这话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无论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为新政坚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国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续下去。
“而建炎新政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声音道，“因为时和势。时者，时局；势者，势力。因为吾辈处在一个危亡的时局，必须锐意进取，不能固守不变。故一切不合时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这就是‘时’。而新政得以成功，还在于有‘势’力保推行。其推行关键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样是清除贪腐官吏，严明考核，触及的利益者庞大，但吾辈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语声铮然道，“皇帝是在两府和台谏的坚定下而放弃动摇。可以说，没有两府和台谏的强势，没有报纸民意的声势，建炎新政绝无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个词，“礼制、报纸、法律、教育！——抑制皇权，这四者缺一不可。”
众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谓礼制？”名可秀诠释道，“一为仁政，爱民；二为君礼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句君礼臣忠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主应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拿忠来侍奉君主。孔子认为这个“忠”，是以“勿欺”“犯颜直谏”为事君原则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谄上的媚忠，助纣为虐的恶忠。而大宋儒臣们理解更进一步，认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职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说的“忠”，又进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对“忠君”做了精辟的论断，说：“忠者，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尽己而为。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认可。“唯道理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于道在忠于君之上。
“礼制之三，为祖宗定下的国体和执政之体制。”名可秀继续道，“其一，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国体；其二，宰执主政、门下审覆、台谏监察之政体。——君使臣以礼，亦当遵循此二礼。”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听到这里心眼都明亮了。这等于是给限制皇权套上了“礼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该无为，这是祖宗体制，人君若践踏这个体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当然不是造反，废君却是可能的。相信任何一个皇帝在有“废君”之权的威胁下，都不敢任意妄为，掠夺宰执权柄。而只要两府相权屹立，皇权就一定会被限制。
“但礼制同样可以被推翻，故不能单恃之，须得有朝外的民意监督。此为第二则，报纸。”名可秀诠释道，“报纸是清议，也是民意。若天下舆论盛行，无论人君，还是人臣，都得忌惮，不敢妄为。这对君、臣，都是制约。故民意自古为朝廷戒惧。报纸便起了上古华表之用，是民意的申张，绝不可废，也不可使之掌于一势力下，必得百花齐放，方不可被人君或人臣操控。”
所以南宋是百家报社争鸣，而北周仍然是官报独一家。座中的一些“名党”成员以前未尝没有生出“独一家”好的念头，掌控舆论方便呀，但此刻听名可秀这番详解，方知其谋事远大，非为一家权力之便而用，而是为制约君权、臣权之用，一时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听名可秀继续道：“第三，法律。礼制与法律，代表的是对治世有益的习俗、经验与圣贤的主张，这些都应当为君、臣所尊重。礼制是儒家的主张，法律是法家的主张。但儒学向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学问，汉代的独尊儒术，事实上儒法并用，以儒为内，以法为用。限制皇权亦是如此，要以礼制为内，以法律为用。如果能让国家形成一种习惯，无论皇帝或宰相，都应当尊重且必须尊重礼制和法律，受其约束，并尊重民意，那么礼制、法律就成宪章，虽万世不可易。即使有变动，也是适合时宜而变动枝节，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学应学什么？除了学习仁善、爱民之外，还应学习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这四要，则无君主之祸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这四教，仁爱为本，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这四要，则无权臣之祸矣。”
名可秀这已经不是在单讲抑制皇权了，同时也是在讲抑制臣权。君王专。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权相独。裁也很可能变成下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一个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换一次朝代的国家，又何谈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须各守权力本分，才有可能实现“昌文明，永华夏”的大道之志。
她的声音变得格外庄肃，“天之道在于平衡，国之道亦如此。无论君权或臣权，都须制衡，才是道理。”
“但是，”她道，“要使礼制和法律成为宪章，必得有强大的臣权才能保障。而臣权又不能集中于某人或某几人之手，这就需要将权力分下去，权力不集中就失去了祸乱的能力。但这个分权又须得分而不散，散了就无以凝聚制衡君权。”
“如何让权力分而不散？”她顾目众人，目光炯然吐出一词，“政党！”
众人心中一震。
“何谓政党？”名可秀道，“此从‘朋党’一称而来。在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之前，儒家多论君子无朋党，小人才结党。‘党’为贬义。然此为谬解，欧阳文忠公的《朋党论》，可谓论断精辟，为朋党正了名。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需要辨识他们是君子结党还是小人结党。
“《论语》首章即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即是志同道合者。孔子行道于天下，便是聚志同道合者为群，为追求礼制秩序这一共同大业，结群共同行动，此即君子朋党之始。故如欧阳文忠公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之朋党者，‘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本朝士夫多结社，或讲学聚徒，这也是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如吾等之振道社，最初便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结社而成的朋党。但是，这样的朋党还不能称之为政党。”
“什么是政党？”名可秀再一次发问道。
“它必须是以执政为目标，有明确的治国纲领，有明确的施政政策，有完备的行动章程，有严密的人事，有严明的纪律奖惩，有严格的进出规则，有一群固定的志同道合的成员为核心，有长远的大道为共同追求之目标——这样的朋党，才能称之为政党！”
众人不由为之扬眉耸然。
这是名可秀第一次明确提出，他们是朋党，而且更进一步，是要结成以执政为目标的朋党。
政党，这个词让众人都有些荡漾了。
“吾等不是‘名党’，现在、未来，也永远不是任何一姓之党。”名可秀斩钉截铁道，“吾等之名，即政党！”
相比座中诸人还在心情荡漾，并且没有意识到“政党”这个称呼的出现将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时，卫希颜的心中已经笑了起来，心道：终于是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了啊。
卫希颜并不清楚历史上的政党产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必然关联，她不清楚当然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萌芽如何界定，在她看来，名可秀走到成立政党这一步，并不突然。大宋的士大夫政治，建炎朝商业的空前繁荣，沿海城市及内陆大城市工场经济的萌生，或许都是走到这一步的基石。当然，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具朋党之实的名党成员有名可秀这样一位兼掌政商权力并深具学问的领袖，在已经掌控大半朝政的情况下，她明确提出“政党”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水到渠成。
卫希颜记得，秦瑟琳提过，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是《大宪章》，这个大宪章签署的时间就是在南宋朝中期，约摸是十三世纪初（1215年）。若从世界角度讲，�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