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朗达玛“灭佛”的根由不是为了本教，“兴本”只是浮于表面的原因，其根源是佛教势力已经威胁到了王室的统治——佛寺多使免税土地多，王室赋税的流失益发严重；僧人参政，形成了佛教僧侣贵族集团，与王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了王室势力与地方贵族势力的斗争。
朗达玛的灭佛造成了吐蕃王朝的崩溃，愤怒的僧侣刺杀射死了这位国王，权贵们分别拥立两位王子继位，吐蕃王朝由此陷入内乱、混战中，进入诸部割据时代。迄今为止，仍未统一，由三大王系和其他小势力割据——这对大宋谋划吐蕃当然是有利的。
吐蕃佛教在“灭佛”后又经历内战的混乱，一直衰落了百年，在宋朝仁宗时期才又再次兴起。
陈如瑛翻阅到这一段历史时，卫希颜提醒她注意一点，“吐蕃佛教再兴，一大变化是从权贵走向民间。这个变化很重要。在王朝时代，吐蕃佛教只是在王室和贵族中传教，佛教是贵族的信仰，与本教的宗教信仰斗争是在贵族之间，实际上掺合了权利之争。如今吐蕃佛教再兴，从政权跌落，信众面向平民和奴隶，不再限于贵族。这对我朝传教有利，蕃民阶层已有了信佛的基础，不至于白手起家。更重要的是，以前吐蕃是政教合一，而今佛教再兴还未能参与政权，这种政教分离的状况，对我朝传教亦是有利。”没有政治权利牵涉其中，当然减少了传教的阻力。
陈如瑛面上沉凝，心中震动：果然，老师会见明照上师和清虚真人是在谋划吐蕃。
但她心里有着疑问：为何要用传教这种迂回、漫长的方式呢？少说得要三十年才能见效，这还是不计入吐蕃佛教阻挠的情况下。
便问卫希颜：“老师何以传教谋吐蕃？”以大宋的兵精将猛和枪炮之利，打下吐蕃不是不可能，即使比打交趾困难，但举十万兵员也必能踏平吐蕃——以大宋如今之财力，这是承担得起的。
卫希颜抿了口苍山的春茶，任新茶的茶香在舌尖蔓延，慢悠悠地道：“传教，是治谋，非伐谋，谋的是打下吐蕃之后的长稳之治。”
陈如瑛但听“打下吐蕃”便来了劲，身为军中将领，没有几个是不喜欢打仗的。打仗，才有军功；打仗，才有武将的价值。纵然她身为女子，也有着不输男性将领的凌云之志。
卫希颜见她闻战而锃亮的眼神，微微挑眉笑了。
她这个学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是一只鹰，一只为捕猎而搏击的鹰！
卫希颜眸底掠过一丝悦色，放下茶盏，唇边笑意已敛，平缓的语调透着两分严肃，说道：“英华，吐蕃不同于交趾、大理。交趾虽然气候炎热，但与福建、两广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其地狭小，只相当于广西路的四分之一，容易统治。大理国的地域比交趾大得多，相当于两个广西路，山多林多，部族多，情况比交趾复杂。但是，大理崇信佛教，举国信佛，民风虽然尚武，但少有谋逆作乱。而白族段氏在国中深得人心，又有三十七部支持，故而乌族（彝族）高氏虽然一度谋位为王，却在两朝后不得不还位于段氏，只敢以宰相理国，不敢踞位。我朝取下大理，只要压下权臣高氏一派，厚待段氏，白族就不会生异心，三十七部也会平伏。更重要的是，大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儒家对大理影响更甚于交趾。在大理国内，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教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谓之‘释儒’或‘儒释’。有这样的基础，朝廷在大理的文治比安南还要顺利。”
这个时代的大理国地域比卫希颜记忆中的要大得多，包括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几乎相当于云南省面积的三倍。卫希颜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测距舆图，也能得出大致的比对。
而吐蕃的疆域比起卫希颜那个时空的西藏也要广阔得多，包括不丹、锡金、尼泊尔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都属于吐蕃。
她继续说道：“吐蕃的地域比大理还要辽阔，而且地处高原、雪山，地理、气候都很恶劣，交趾、大理与之比起来，就是宜居之地了。即使大宋出兵拿下吐蕃，迁居汉民也很难，不比安南。而且，严酷的高原环境造就了吐蕃人强悍的身体和骁勇善战的性格，很难驯化，朝廷要维持在吐蕃的统治，就必得驻扎更多的兵员——长久下去，对国家财政就是个负担。而蕃地之民的文明教化也远不及交趾和大理两国，朝廷要想在吐蕃推行儒家礼治，将会比安南和云南两路难得多。相较而言，宗教比起儒家道德更容易推行。”
她教导陈如瑛，“宗教对于维护朝廷统治大有可利用之处。宗教教化人心向善，利于和谐。佛教宣扬忍耐今生之苦，修行来世，道教宣扬无欲节制，这都有利于统治。
“比起儒家信仰需要通读经书理解圣人之意，宗教的门槛要低得多，只要敬畏鬼神，就有信仰。尤其在文明教化低的吐蕃，有文化的是贵族，平民和奴隶不知何为仁义道德，要让他们信儒家，远不如信鬼神来得容易。”
“英华，精神信仰的力量很重要。”卫希颜并不希望她的学生只通军事，思维广阔才有利于成长。
她清悠的声音说道：“我华夏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历次分裂，却总是能走向统一，为何？因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存在。儒家不是宗教，但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尊崇它，而它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统治，于是君王以儒家治天下，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规则，上自君臣、下至国民，都必须遵守，久而久之，便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信仰，譬如仁、孝、礼、和为贵、谦让、诚信、宽恕，换句话讲，就是国民道德。不论王朝如何更替，但道德根植在骨子里，不会随着王朝消亡。这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也是精神信仰的一种，对于没有文化的百姓来讲，往往比儒家道德这种思想信仰来得更虔诚。
“吐蕃没有产生儒、道、墨、法这些思想文明，也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无论本教还是佛教，它们的鬼神信仰都没有受到冲击，从权贵到平民、奴隶，都相信鬼神的存在。对宗教的信仰，比起大宋臣民，总体上要虔诚得多。”
在大宋，最信鬼神存在的是底层百姓，至于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则是“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否定鬼神，但也不迷信。所以士大夫会参佛、参道，但多数是用来修心、修身，真正信佛信神仙的还是少数，事到临头了求神拜佛也是心存侥幸，虔诚是谈不上的。
而藏传佛教为什么能统治全藏？因为全藏上下都虔诚信仰，所以佛教能够统一全藏，政教合一，达到从精神上和政权上的双统治。而元、明、清能够统治西藏，也是承认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通过册封藏地的法王、活佛，达到稳定长治的目的。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使中央王朝对藏地的统治始终只是疆域上的统治，而行政权仍在法王、活佛为首的藏教中，直到解放后才完结。达。赖为什么要闹藏。独，因为中央政府不容许藏教染指政治。
“宗教对稳定统治有利。”卫希颜目光悠悠，“但是，宗教亦是一面双刃剑——力量过强，就会成为野心家染指政权的武器。吐蕃的佛教与政权有过太深的涉入，为了再造辉煌，断不了入政的念头——此等佛教，绝非大宋需要的佛教。”
陈如瑛有些明白了。
“所谓水土相异，而物不同。宗教亦如此。”卫希颜道，“佛教从天竺传向四方，传到中国，受道家、儒家影响，形成吸收儒道思想的汉传佛教，与天竺佛教已大有不同。”
佛教从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来没有能够走入政治领域。中原统治者们很好地打压了佛教，将这头挟着野心而来的猛狮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几百年下来，源自天竺政教合一的佛教在中国早已没有了政教合一的宗义。或者说，是洗去了野心和浮华，成为维护王朝统治、以保人世稳定的存在。
这样的宗教，才是大宋需要的。
陈如瑛继续翻阅，观军情司情报，吐蕃佛教再兴后目前已形成三个教派。第一个教派是源于“灭佛”之前的佛教传承，名为宁玛派。第二个教派名噶当派，创于仁宗时期。第三个教派名萨迦派，创于英宗时期。
在卫希颜的那个时空，藏传佛教有四大教派：势力最大的是“黄教”格鲁派，其次是“白教”噶举派，其三是“红教”宁玛派，其四是“花教”萨迦派。
卫希颜曾经接受过国安一项委托任务，与藏。独喇嘛有关——国安不方便出面。因任务之需，她对藏传佛教了解不少。比如从僧帽和僧服可以分不同教派的僧侣。西藏僧侣都是穿红色的僧服，但噶举派的红色僧裙中加有白色条纹，又称“白教”。宁玛派的僧帽是红色的莲花帽，这一派是“红教”。格鲁派的僧帽黄色的鸡冠帽，这就是“黄教”——达。赖、班。禅的教派。从军情司的情报来看，黄教还没有在吐蕃出现，白教也未出现。倒是多了个噶当派——卫希颜猜测，也许是白教或黄教的前身？
当然，是或不是并不重要。
历史上，吐蕃佛教再兴后，花教萨迦派最终统一了全藏，实行政教合一，从元朝到明朝统治全藏二百六十多年。其后，被白教噶举派取代地位。而活佛转世的制度，就是白教最早创立。到清朝时期，黄教取代了白教地位，统治全藏直至解放后——达。赖和班。禅就是属于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
藏教的历史卫希颜只是有些了解，并不是太清楚，而让她关注的要点是：吐蕃还没有出现活佛！
这说明，转世灵童、活佛什么的，吐蕃佛教还没有创立。
这绝对是好事。
藏教能统治西藏几百年，最关键的就是活佛制度。“佛”只应该存在于信徒的信仰中，世间不能有活的佛。活的佛就是人间的神，得到信众狂热的信仰，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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