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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这些监督，有着这种用官风气，有几个官员敢胡来？至少明面上不敢胡来；对家中子弟的约束当然也紧，至少干坏事别被人逮着。
地方州府的官员是否这么规矩，范成大不敢肯定，但在京城，官员的子弟即使纨绔，那也是纨绔在吃喝玩乐、不求上进上，公然欺负百姓却是不敢的。
这些原因，范成大当然不会仔细说给路西德听，但主要的说明白了。
这也是陆游说的：“清明之世，礼法之治，守法良民何须畏惧官与士？”
安吉夫点头道：“最重要的还是违法必纠，执法必严。报纸的立场独立也必须保证，这样才能确保舆论的公正，和监督的效力。”
“不错。”范成大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路西德沉思着没有表态，真相究竟如何，要由事实来证明，他有很多时间来观察这个国家。
一行人上了观光车——“观光”二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据说是一位外地文士坐敞篷车游览帝京后，感慨说“观览国之盛德光辉”，于是因之得名——范成大和路西德同坐了一车，陆游、安吉夫带一名随从各坐了一辆车，其他随从和护卫又坐了三辆车。
这些观光车的车尾都漆着“顺记车行”，显然是一个车行的。
路西德在华宋州已有见识，知道这些马车叫“出租载客车”，属于有实力的车行。车行拥有马车，将车租给车夫使用，车夫按照契约的规定，向车行缴纳使用马车的费用，载客赚得的余利归己，车行以此得利，车夫也得以谋生养家。
这些车夫必须有官府核发的御车证。因为“御”是这个帝国儒学规定的“六艺”之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所以要经考核发证。而且，无论公私马车，都要在车尾挂车牌号——一面烙有文字和大食数字的长方形木牌。
“车牌号”是官府便于管理而设，如果出现驾车违法就能方便地按车牌号缉拿嫌疑驾车人。而且，有这个车牌号本身就是对御者和乘车者的一种约束。就像那些印有家徽的私家车就很少有纵车惊扰之事，因为会坏了本家名声——路西德赞同这个说法，在哈里法，真正的贵族也是珍惜名声的。
他在《游记》中写道：“……最先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天才，给城市平民提供了赚钱养家的门路。要知道，学习御车的费用要远远低于购置一辆马车的费用，出租车的出现，让更多的平民不用买车就能从事公共载客行业。比起成为私人雇用的车夫，这种就业面显然更广。儒教认为治理国家要做到‘安居’和‘乐业’，这样就太平了——出租车业就是一个‘乐业’的措施。但是，如何保证出租车夫不被车行剥夺去更多的利润而使生计艰难，这是帝国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伊本游记（三）
从港口通往帝京的车道宽敞平整；因为水泥混凝土浇筑的马路呈灰白色，民间称为“白马路”。在路西德和安吉夫眼中；这条通往东城门的白马路是他们所见的最宽阔的马路，以他们乘坐的这种四轮马车可以五车并行，而且这只是单向车道的容量——整条马路是以中间的绿树和花圃带隔开了去车道和来车道。
路西德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道路管理方式；可以减少马车的壅塞和事故发生，但是，建造这样的道路花费也是可观的——由此点也可证明；这个帝国的确是富裕的，至少中央财政要宽裕到可以洒出余钱用于道路建造这种通常不会引起君主重视的方面。
路西德的这种理解是有些美好的误解了——在大宪朝；工部属下的桥梁道路司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受到重视，皇帝和宰执们都有了“道路通，货殖通”的概念，即使其他方面的预算紧一紧，也要先保障道路修建。在路西德以后的地方游历中，他对帝国州县之间的路路通观感会进一步加深，这使他对帝国的地方财政也有了一个超出其实际的高估，总合起来，他对大宋帝国的财政总收入有了一个骇然的估计，在《游记》中写道：“宋帝国的财政收入盖于全世界，其一年的财税收入，或许是哈里法阿拔斯帝国十年的财政总税收，甚或许还有不及。”
即使是这样宽阔的马路上，来往的车马驴驼之多，也不会让人生出路宽稀疏的感觉。当然及不上城里的稠密，否则长杭府又要考虑道路的扩建了。
因为沿途观光，马车行驶得并不快，将去四十分钟后才抵达东城门外。城楼十分高大宏伟，路西德很远就望见了它，范说城墙高度是七丈二尺。路西德在巴格达的公共图书馆中阅读过哈里法旅行者们的游记，其中有写到地中海最宏伟的城市——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内城墙高度，他在心中换算后得出，眼前这座城的高度比君士坦丁堡还高出大概十五个肘尺。而在城楼上还有更高的方形建筑，范说那是炮楼。
“……大炮是这个帝国赖以强大的、最有威力的武器，据说射程最远的大炮能打中十哈里以外的敌人，这或许有夸大，但哈里法骑兵能不能安然穿过密集的炮射，这真是让人忧虑的设想。……但愿哈里法与宋帝国永远不要有战争！”
东城共有十二个城门，其中三个水门，方便船只直接从河流入城。永兴港离东城最近的城门是最北面的东关门，范成大等人就是从东关门入。
城门很宽阔，以白线分了进道和出道，每边都可容五车并行。城门口两边都立有竖遮阳伞的方形台子，上面分别站着一名身姿笔挺的卫兵，这是城卫兵，属于帝国的武安军。
路西德认为帝国武安军的军装很有特色。
这些卫兵的上身穿着黑色镶红边的军服，领子是直立式的，领扣一直扣到颈部，给人很严肃端正的感觉，衣襟不是斜开也不是圆领，而是对开的，用白银色的金属扣子相系，衣长到大腿中部，腰身系着带孔的四指宽革带，左边革带佩刀；下。身是同色的裤子，裤缝镶红色，脚上穿着黑色的长马靴，衬得人十分精神。
他们头上戴的军帽叫“范阳帽”，米白色的圆坡式帽顶，四周都是圆形的宽檐，帽顶上系着一束红丝绳，叫作缨，帽子的正前方绣着帝国的国徽，上面分别用银色丝线和黄色丝线绣了这个国家最长的江和最大的河的图形，据说华夏民族就是发源于这两条江河；在江河之下还有金色的麦穗，因为帝国是以农业为本，象征着“农”和“粮食”的重要性。
据说因为“范阳帽”有遮阳和御风挡雨的实用，便有探索者将军帽的样式改了改，圆顶改成平顶，红缨当然取消了，帽徽也不能有，改成一种平顶宽檐帽——路西德在帝京港口就看见有探索者戴着这种帽子，不过不多。但在他结束大宋的游历准备前往大周时，这种帽子已经流行起来了，因为是源自武安军的军帽样式，就有聪明的商家在铺卖时取了名叫“武安帽”，有尚武、勇毅的意思，也有平安的寓意，于是很快风行，这家衣帽行的帽子也因此大卖。路西德这位伊斯兰教信徒虽然只戴头巾不戴帽子，但在回巴格达时也忍不住买了几顶不同颜色的作为收藏品。
城门卫兵的右腿边立着一杆枪，这种枪不是铁头枪，而是能射出一种叫子弹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就像弓箭，但比弓箭的杀伤力更大，然而比弓箭的训练时间却短得多，据说普通的士兵经过三个月的短训就能开枪上战场。路西德认为这是“步枪”比“铁枪”更恐怖的地方，因为它能短时间就训练组成一支不逊于弓箭队伍的远程杀伤军队。
“枪、炮护卫了这个帝国的财富。”
路西德在《游记》中写道：“尽管她的富裕是整个地中海的王国加起来都不及的，但任何敢觊觎她的王国，都会成为枪炮下的血肉。那些曾经觊觎她的邻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已经在这个帝国的枪炮下灭亡了，他们的国土成了帝国的行政治地。”
城卫兵穿着这身笔挺又因黑色而格外庄严的军服，目光向前，持枪直立如柱，显得英姿威武，又让人感觉到坚定不可撼动。
凡是步行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都不由自主地端然起来，没有人喧闹，也没有人嬉戏。尽管进出的人车马很多，经过城门口时却都安静地通过。这一幕让路西德再次感叹，他在华宋州就已经见识到那里的武安军和国防军的军姿仪容，这位伊斯兰学者不得不承认，即使信仰最虔诚的穆斯林骑兵，在军容上也不如大宋军队。
他在《游记》中写道：“比起武器更强大的，是军人的意志。他们的坚毅来自于严格的训练，来自于严格的纪律。我在这个帝国的游历中，曾经见过在最火热的七月，帝城的卫兵戴着军帽，穿着军服，持枪立在方台上，要站三个时，从头到尾，都如同宫殿外的石柱子一样，直立，不动。
“我曾经有幸见识过帝京武安军的训练，他们每天都必须在校场上如同石柱般站立军姿三个时，你可以累得昏倒下去，但在昏倒之前绝对不可以摇摆或移动，否则将接受严厉的军罚。这种军罚不是体罚，而是强度更大的军事训练，比如像青蛙一样的蹲跳，或扛着圆木在校场上跑多少圈，或者是跨越木板土墙这些障碍物的限时奔跑，此外，还包括打扫营房，洗刷排泄的木桶和便房，清理马棚的马粪，给同营的士兵洗袜子等等。凡是不触犯军法的惩罚，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取消了鞭打、棍打等体罚的军罚方式，据说是变革了军制的那位军事宰相创建，原因是：体罚是对士兵的不尊重，只有尊重士兵，士兵才会以死报效国家。因此，军中长官体罚士兵也是触犯军法的，要受到通报批评，严重的还会降军衔或军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训练纪律和尊重士兵的军纪，是这个帝国的军人保持着骁勇的原因之一，这是哈里法的军队应该借鉴的。”
写到最后路西德又加了句：“必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