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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听了李袭吉这番话，心中暗暗点头：“关中之重要毫无疑问，而关中之中心，则为长安，更何况长安为大唐三百年帝都，不说其城防本就冠绝天下，就说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绝非其余各处可比，李茂贞如果觉得可以据长安而抗衡于我，那他还真不一定会出来打。”
作为后来人，李曜知道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实这个地位首先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这意思并非是秦地只有百二十里，这句话是说，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想想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无非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
要说面积的话，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地属古雍州。雍州地势在古代叫做“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所以关中当时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同时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也比较发达，《汉书》说关中“畜牧为天下饶。”而如果像李曜这种喜欢从经济——特别是战争潜力来分析的人看来，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实为九州膏腴。
前次入关平定三藩之乱时，测绘司曾经考察过关中的矿产资源，发现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当然关中物产丰富在此前就已经出名了，丰富的物产为之前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冷兵器时代，别说铜铁，就是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于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毫不夸张的。
除了面积足够、物产丰富之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关中的交通情况非常好。要知道，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早在周人经营关中之时，其道路就畅通无阻。《诗经》中称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秦统一后，由于秦始皇是个“标准化生产”的狂热分子，搞书同文的同时还大搞“车同轨”，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同时，秦汉时期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水运也不差，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大唐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这一点本书前文曾详细讲过，此处不再论）。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显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要致富，先修路”嘛，这个李曜岂能不懂。
而关中由于开发较早，所以人烟稠密，这也是一个优点。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秦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一直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
因此，关中的优势不言而喻：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不过李曜一直是“我党”二分论的忠实信徒，深知看问题要看到其两面性，比如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这也是李曜心中非常清楚的情况。至于关中地位的衰落，他虽然没有仔细琢磨，但想来可能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古时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扬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几乎就是大唐朝廷的救命水。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反而因为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冉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而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现在李曜欲取关中，很不痛快的一点就是中原地区是朱温的地盘，这条相对最好走的贡赋路线显然不能走了。
而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本身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后来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力不能制。别看朱温占了整个中原，可历史上朱梁仍被河东攻灭，河北集团仍然战胜了中原集团。但不论河北还是中原，都不是关陇集团，因为此时的关陇方面，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再有就是隋唐以后，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历史上，在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既然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然有不相适应的地方。这其实也是唐朝之后，便再没有朝代定都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中地位也就相对衰落了下去。
然而眼下毕竟还是大唐，天子仍在关中，关中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李曜摆手道：“诱敌出战，乃我所长，李茂贞若真敢据守长安以图顽抗，某自有办法调动其军不得不出，某要知道的是，若与李茂贞野战，我军胜算几何。国宝，此次新军整训是你主管，你如何说？”
谁料史建瑭自从上次违令之事过后，性格谨慎了许多，闻言并未直接说什么我军必胜之类的话，反而道：“野战胜负，非是二人比武，临阵决断，果敢勇毅，方得胜机。不过某料李茂贞虽也曾颇有胜绩，然较节帅而言，当不足虑。至于我军实力，以单兵能力而言，不如此前开山军时，然则军械监新制兵甲已然全军装备，有此一项，或可弥补此缺。”
李曜听了虽然略微有些意外，却也知道这都是实话，因此仍然点了点头，道：“如此已然足够，我料李茂贞出兵至多八万，当不超过我军两倍，然凤翔兵军纪败坏，当初之所以连连获胜，一则是倚强凌弱，二则其后主要交手之兵皆是官军。这官军又分神策与诸王之兵……神策军自从巢贼之乱被打散之后，屡屡新募，然则多为长安市井之徒，战力十分低下，李茂贞拥凤翔边军而胜神策，理所应当。至于诸王军兵，实不值一提，想那宗室诸王生于安乐，哪里会练兵带兵？麾下军兵一见凤翔兵便即崩溃逃窜，也算得是一支军队？凤翔军击败他们，意料之中而已，以此不足以认为其为强军。朱温百战之军，我军犹可败之，凤翔军这些年除了欺负欺负禁军之外，也未尝真经大阵，某便是以一敌二，亦不足为惧。”
史建瑭微微点头，却又皱起眉头：“节帅此言，也正是建瑭心中所想，只是某总觉得……似乎漏算了什么。”
李曜见他如此，轻轻一笑，问道：“你可是担心东面？”
史建瑭眼前一亮，击掌道：“正是，正是东面！”他匆匆道：“关中，意为四塞之中。虽说四塞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则可以自守，出关则可进取。历代据关中者，见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见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他被李曜一提醒，思路清晰，立即道：“东面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