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友仁走后不久，玉英出现了妊娠反应，她有点慌了，便立即写了信给表哥。她度日如年的盼着回信，但回信却把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原来表哥已经结了婚，而且有儿子。信写得很长，解释了一大堆，并动员玉英把孩子打掉，但这些解释和劝说对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信还没念完，玉英从代写书信的老头手中抢过信，撕了个粉碎。她无法接受这一切，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她想到死，想到北京去和那个女人争丈夫，但可怜的小凤怎么办？自己又凭什么去和别人争丈夫？把孩子打掉的确是唯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瞒天过海，才能摆脱困境。于是她私下找土郎中开了打胎药。一包药下去了，没反映；二包药下去了，还是不管用。这孩子命真硬，就是不愿死。没法子，她狠下了心，硬是顶着一切风言风语和辱骂把孩子生了下来。然而，灾难没有结束，私生活和阶级斗争挂上了钩，生产队一次次批斗，要她这个地主婆交出奸夫。她咬着牙什么也没说，自然，斗争也就没有了尽头，只是时起时伏而已。
八面山春游归来，谢红卫在秀江一中的学生宿舍中夜不能寐。她羡慕冯小燕有个温暖的家，而自己一个本已残破的家也不能回。她思念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因为究竟是骨肉亲情。还是周星大哥说得对，尽管母亲有种种的不是，但终归是养育你的母亲。她竭尽全力，用一个女人柔弱的身躯去爱，去关心呵护自己的孩子，去顶住岁月的风雨，难道不值得儿女们思念吗？解放全人类难道不包括自己的母亲吗？母亲的大半生是艰辛的，遭遇是凄惨的，但却又是个地主婆，小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小弟弟的出身之迷，母亲自有难言之隐，但为什么连自己的女儿也瞒着呢？算了，别想了。谢红卫打住自己的思绪，决定第二天回家去看看。
这条乡间的小路是多么熟悉、亲切啊！它伴着谢红卫走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记下了多少童年的故事，但今天却有种陌生和凄凉感。村头的大榕树已遥遥在望，榕树的枝叶在春风中微微摇摆，似乎在招呼：小凤，你回来了，走快点呀，家里在等着你呢。小谢不由地加快了脚步。她刚拐过村口，听见大榕树下传来一群孩子的喧哗声：
“打他，打这个地主崽，打这个野种。”
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则在哀求：“别打我，别打我呀！我不是地主崽，我不是野崽！”
一个大男孩正骑在他身上，一手抓着头发，另只拳头正开心地打在他身上。周围的孩子也用脚踢着、踩着、高兴地笑着。打人的大男孩又边打边说：
“小混蛋，你妈是地主婆，你就是地主崽。你不承认自己是野崽，那你爸呢？说呀，你爸是谁？你不会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吧？”
这时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又各自胡说八道：
“他爸是野狗，他是狗崽。”
“不！他爸是泥鳅，生了他就钻进泥里，不见了。”
小谢认出被压打的正是自己的弟弟小康。顽童们的欺侮如同一支支的利箭在穿透自己的心。但她必须马上保护自己的弟弟，她气愤地冲过去将打人的孩子推开，呵斥道：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打他？这么多人打我弟弟，还要不要脸！学校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
那个孩子王认得小谢是小康的姐姐，立即带大家跑开，口里还喊着：“地主婆的女儿回来了，快跑哇。”
小谢扶起满身尘土的小康，小弟哭着扑在姐姐怀里：“姐姐，你到哪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回家？我和妈妈都好想好想你啊，难道你不想家，不要我和妈妈了？”
小弟的问话有如在姐姐的伤口又撒上了一把盐，她无法向弟弟解释清楚。谢红卫一边给弟弟擦去脸上的污垢和泪水，一边伤心地说了句：“我想家，想有一个温馨的家。”
小康的书包被丢在大榕树下，书本、铅笔散乱地抛在地上。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将小康的课本无情地向不远的水塘吹去。小谢赶紧追过去，但还是晚了一步，那本小学语文课本，中华民族文化的启蒙教材，渐渐漂远，沉入了水中。这时，小康忘了身上的疼痛，哭得像个小泪人，嘴里不断地说：
“妈妈说，什么苦都可以吃，但不能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会成为废人，没有用的人，一辈子都要受穷，受人欺侮的。”
小谢只有安慰弟弟，并答应一定给他买本新语文课本。
小谢带小康回家去，她问：“小康，你不去学校上课在外面玩，这是怎么回事？”
“姐姐，不是这样的，我一早就去了学校，可学校今天又停课闹革命，我们只好回家了。”
“那些孩子老欺负你吗？”
“以前不会的。最近生产队常把妈抓去批斗，说是阶级斗争，还要她交出奸夫。妈妈的头发都给剪得乱七八糟了。后来，同学们便骂我是地主婆的野崽、杂种。刚才，他们要我站在大榕树下，低下头接受批斗，还说明天要给我做一顶高帽子，挂一块大黑牌子。我不肯，他们就打我。”
小谢气愤、激动而又无奈地问：“学校老师都怎么教的？为什么不给同学们讲讲政策，不把握运动的大方向。”
没想到小康反问：“什么叫政策？什么是大方向？老师从来不讲这个，现在连课也常常不来上了。”
对于小康的反问，小谢也觉得一时很难讲清楚，因为他还太小，还在接受启蒙教育。但残酷的现实却在不断地冲击这幼小的灵魂。她自己不也有许多这方面的体验嘛，不也是带着原罪自卑的灵魂长大的嘛。她曾不止一次地听别人在背后指着自己的脊梁骨说：“拉白屎的，去不远。”每听到这样的嘲讽，自己心里比凌迟处死还难受，惨痛的心不禁要问：“妈，既然我是天生的罪人，为什么还要生下我？难道出身好的人拉出的屎都是红的吗？”小谢不敢想下去，因为怀疑便是不忠，自己必须用生命和鲜血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
到家了，这是两间低矮的平房，从来没有翻修过的平房，它比村里任何一家的房子都矮小。更与别家不同的是，外墙上有覆盖多层的标语：“砸烂地主婆谢玉英的狗头！”“将谢玉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谢玉英必须交出奸夫！”面对这些标语，谢红卫不敢正眼去看，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已经淡化的心理压力，又重新沉重的压在了心头。她有一种不祥预兆，在瞟一眼的刹那间，她发现表面一层的标语是新刷上去的。
一踏进家门，母亲果然不在家。直觉告诉她，这又是一次造反组织的抄家和揪斗行动，否则，母亲出门不会连大门都不关上。家中那面唯一的圆镜在地上已摔成了碎片。她弯下腰捡起自己从小照到大的心爱的小镜子，企图拼接一下，然而，破镜已不能重圆了。她只能将夹在镜后的照片一一捡起，擦干净灰尘，又小心地用纸包好，放进抽屉。家里并没有什么财产，几件破烂的家具一目了然。像这样的家，不抄也全见了。谢红卫和小康都没有哭，这样的经历已不是第一次了，姐弟俩担心的是母亲今天能否熬过去。小谢心情沉痛、内疚，在难熬的岁月里，她没能与母亲分担痛苦，而是划清界线离家出走，这对母亲无异是更大的打击。这些日子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呢？她的心在自我鞭挞。桌角的地上，一包全脂奶粉已摔破外袋，奶粉撒在地上。小康正小心地将奶粉装回袋中。
“小康，别装了，算了吧。”小谢说。
“不，要捡起来，这是妈妈为你买的。妈妈说，现在奶粉很难买到。平时，我们鸡蛋都舍不得吃，是用了许多许多自己家的鸡下的蛋才换来这一包奶粉。这些人真坏，为什么要把奶粉摔掉呢？”
小康边说边心疼地流了泪，纯真的泪水一滴滴掉进了奶粉中。谢红卫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把弟弟搂住哭了。在破碎的家中，妈妈和弟弟在最困难的日子还在惦记她，关心她。小康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姐姐的温暖和关心了。他躺在姐姐的怀中喃喃地说：
“姐姐，你为什么这么久不回家？是你讨厌妈妈吗？妈妈旧社会也是被骗到这里来的。我和妈妈都好想好想你，我做梦都见你回家来了。妈妈晚上常望着你的照片，偷偷地抹眼泪，我都看见了。那时，我也会躲进被子里哭，但不敢哭出声来，妈妈听见会更难受的。妈省下布还为你做了两件衬衣，昨天晚上两点多才做完的，早上我看到妈妈迭好了放在枕头边。你知道吗？妈自己的衬衣破得都没法补了。”
这时，小谢才注意到，两件洁白的衬衣被抄家的人全抖开，丢在零乱的床角上。那是被蹂躏的母爱，但在闪光，还带着母体的温暖。多少个不眠之夜，一针针、一线线，缝起来的是一位苦难中的母亲全部的爱。眼泪总是往下流的，不图回报无私的母爱有如精卫填海，永远不知疲惫，永远不觉自己的奉献太多。小谢把衬衣紧紧贴在胸口，在尽情地吸收母亲所赐予的温暖。
小谢问小康：“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小康回答：“不知道！有时候半天就回来，有时候要晚上十多点钟才回来。”
“那你们吃什么？”
小康答：“我自己弄点剩饭菜吃。妈妈吃没吃，从来不和我说。”
小谢再也不问什么了。她开始整理房间，并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和一些小礼物给弟弟，又把饭菜都准备好了。太阳从中午逐渐西沉，小康在姐姐的关照下，吃饱后，渐渐睡着了，小谢却没有一点味口。天黑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她心中十分担心；母亲不会出什么事吧？突然，屋外有人在焦急地敲门。她开门一看，敲门的是村里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杨头。满头白发的老人一见小谢在家便老泪纵横。他用瘦骨伶仃颤抖的双手一把拉住小谢，气喘嘘嘘地说：
“老天有眼啊，小凤子，你总算回来了！”
小谢听老人还叫她的小名，便纠正道：“杨爷爷，我现在不叫小凤，叫谢红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