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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继续用文荆公的新学和他的新政来变法，显然不行了，前有党争之祸，后有蔡京之败，文荆公的新学和新政在大宋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强行推行势必引来巨大的阻力，即使那些有心变法的人，也会因为昔年的仇怨而抵制变法。”
李虎连连点头，非常同意赵明诚的说法，但虎烈府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变法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吗？这显然不可能。
“叔父，你的学术思想是什么？”李虎望着赵明诚，心想你在这件事如此用心，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学术推出来？如果你有自己的学术思想，那我不惜代价也要让它成为官学。
“我？”赵明诚略感惊讶，随即明白了李虎的用意，和李清照相视而笑。李清照在得到李虎的承诺后，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也逐渐接受了赵明诚的说法，的确，目前情况下若想尽量避免党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旧两党全部排除在朝堂之外。
“我学的也是文荆公的新学。”赵明诚说道，“不过，我主要从事古经文的研究，多年来，我也有一些心得。”
赵明诚虽然学的是文荆公的新学，但主要搜集金石铭文，研究古代文字，从事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等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前有欧阳修的《集古录》，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代皇帝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恢复礼制是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疑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时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公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荆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谓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于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
第十七章 未来的大宋官学
李虎听懂了。在赵明诚看来，荆公的变法治标不治本，由此为新政而创建的学术理论也失去了支撑作用，所以，必须要创建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以这种全新的学术思想来支撑新的变革策略，而新的变革策略首先就是改变大宋的基本国策，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实施变法，既不要过度集权也不要权力失衡，因此需要重新分配皇权和相权、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继而制定和实施新的官制，新的财经制度，既治标又治本。
赵明诚的改革思路完全符合李虎和虎烈府的改革思路。以李虎和虎烈府的想法，中兴大宋就是推倒重来，但这种办法目前看来不现实，大宋中兴还是要以大宋原有的礼法为基础，但不能修修补补，必须动一个大手术，既治标又治本。
李虎很兴奋，也很激动，他总算找到了一条看上去比较正确，也很符合虎烈府利益的治国策略，急切间，他非常想知道赵明诚所有的完整的变革构想，“叔父，那么在你看来，我们是不是要即刻构思一个全新的学术思想，创建一个全新的学派？”
赵明诚和李清照面面相觑，哭笑不得。这个孩子自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若论行军打仗还是不错，但说到做学问却是一窍不通，竟然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使相，这做学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构建一个学术思想更需要多年的积累和研究，至于创建一个学派，那不但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大儒和门生弟子年复一年的努力，更需要有超绝的天赋和独特的创新，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李清照笑了起来，慢声细语地说道，“你不要急，这方面你叔父和我已经有了个大概的想法，我们慢慢告诉你。”
李虎尴尬不已，其实这话说出来之后他就后悔了，太无知了。
赵明诚的眼神有些恍惚。他想起了李长浩，还有自己和李长浩在太学的日子。李长浩在自己的心目中地位很高，亦师亦友，但谁能想到，李长浩的命运如此乖蹇，而他在逃亡的过程中竟然没有把超绝的学识传授给李虎。难道说，李长浩从逃亡那一刻起，他就放弃了一切？那李虎为什么又有今日不可思议的成就？李长浩永远都是一个迷一般的存在。
“变革是大宋中兴唯一的路，你要承担大宋中兴之责，自然就要变法，而若想变法成功，你必须有一帮忠诚、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赵明诚这时想到了王安石，当年他重用亲故，并被台谏大臣斥之为堵塞贤道，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变法阻力之大，其中之艰险，岂是一般人所能想象。
“你起自辽东，兴于代北，虎烈府目前的班底都是北方汉蕃，而大多数文臣来自于辽国，依靠这些人根本无力推行新政，最多只能立足于西北。”赵明诚一针见血，李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就当前的形势来说，你尚未在西北立足，也没有进入汴京，更无法确定你掌控大宋权柄发起变革的时间，所以，现在正是你为下一步的变革做准备的最好时机。”
“要变法，首先要推动变法的人，你原来的班底算一部分，而今你到了西北，要在西北扎根，那么西北的文士肯定也要算一部分。我说过，在变法这件事上，政治群体有南北地域之分，新党基本出自南方，旧党基本出自北方。我们现在既不要新党，也不要旧党，那么把这两部分文士除掉之后，你在西北只能重用支持变法的非旧党文士。”
“当今大宋，在学术思想上，并立三大学派，一王安石的新学，二是二程（颢、颐）的洛学，三是张载的关学。除此之外，还有温公（司马光）的朔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这两个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无法和上述三大学派并列，又都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是元佑党人，而且蜀学还远在西南，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