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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就选定了此刻出现，为了一个秘而不宣的缘由。引导我心沦陷深渊。那里是世界之底和世界边缘。那里荒寒死寂，无风，无月。在心灵的这一特定空间，时间丧失了意义，无论间隔多少年，它仍然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咀嚼到被洗劫、被放逐、被遗弃的滋味。心灵从未寻找到实在的归宿，它一直在浪迹天涯。
在此刻，夜深人静之时，外部压力刚刚卸去，个体心灵便就显现出它自有的两半：意志的自我和灵魂的自我。
那个意志的自我，她曾以成熟的人格充满自信，拥有过一己的全部光荣，独立，勤奋，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心理能量巨大，能够作用和影响；她自身也可以发光，并给月亮和星辰以光，身心健康，光明磊落。她关怀世界，尽其所能地在成就事业中成全他人。就她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言，她已竭尽全力，无懈可击。
只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她才感到自豪与激情、诗意和文采的缺失。双足生根，羽翼退化，匾乏了足以滋育灵魂的营养，超负荷的是人际的斡旋和事务的躬耕。终于只剩下顽强，面孔和心灵一样坚硬无比，不会哭泣。
这么久以来，生命的主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的存在，逃避与她的相会和对话，逃避到感情世界里：亲情，友情和爱情，那一世界以欢乐和痛苦提供着掩体，逃避到事业中去，以忘我的投入遮蔽灵魂的存在。若无其事。
但在意志的自我稍一松懈之时，那个抑制了很久的灵魂就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显示了它的终极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威力。意志属于今生，灵魂的秉性则是永恒。
这也许是灵魂的根本属性吧。灵魂是人类宗教感情之源。
以我的坚强，我曾断言过我不可能皈依哪一宗教，我是尼采和马斯洛的信奉者——那也许可以算作宗教，是崇尚人，意志至上，自我实现，是有关强者和超人的哲学。
问题仅仅在于，我能否永远坚强下去。
宗教不是强者文化。是柔弱灵魂的庇护所。一种宿命。我所见到的虔诚敬信三皈依的人，是一些无奈的人，一些无助的人，一些无力、无为又无望的人，孤独无依的人，痴愚且无意挣脱的人，痛彻地感受到人生全部苦难的人，被苦难、不幸所淹没、被不可抗力打翻在地的人，一些心怀恐惧的人，没有其它着落的人，善良了还要再善良的人，贫穷着还将更贫穷的人……
试图超凡脱俗的人，渴求缘此达到高境界的人，功成名就登峰造极时忽觉不过如此尔尔的顿悟的人，淡漠名利的人，淡化人生的人……
——至于那些希图假此捷径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企图做精神领袖的人，从来就没什么虔信超脱可言，不在此例。
我想我本就一无所有，现在仍是子然一身。也许暂时能够拥有的，就是眼下正在进行着的《灵魂像风》了吧。我原想，当这部书稿被打上最后一个句点时，我可能又将腹痛难忍吧，又将茫然了吧。但事实上，情况比料想的更糟。
且不去说它，它不属于本书范围之内。
而这一本《灵魂像风》，则由干几年间的经历和思想的演变——尚未定位的演变——它没有找到一个落脚之点。
因之这本书就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
1993年10月—12月
成稿子成都——拉萨
附录
《西行阿里》序
格勒
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我们在和一位作家谈过一次后或看见过他的面目后，再去读他的著作，必会觉到更多的领略。”我与马丽华认识已久，去年七月至九月，又同行阿里考察，同去瑞士出席国际学术会……大概由于这些原因，我读了她的新作《西行阿里》，印象很深，感受很多，不妨在此借题发挥，粗谈几点体会。
《西行阿里》虽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意义和价值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畴。这要归功于作者近年来对人类学的关注。至少从《藏北游历》起，我感到马丽华的作品已经开始向着人类文化的反思伸探。其突出特点是借助于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风光等的精心描写，执拗地追求一种特定文化价值的参照，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西行阿里》继续坚持了这个“已确定的思路和动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还格外感到了我已描述的该地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弓卜意义。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参照，可能会提供一个思索的契机；作为有关未来的终极思考的观照，也许不无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丽华的作品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将她个体心灵的深入对应于西藏古老文化心理的剖露与反思，从而引起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和藏学专家们的共鸣，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外国专家对外文版《藏北游历》爱不释手，赞不绝口，即是一例。
文学中的散文与诗、小说等似乎有所不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意识以及有关民俗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价值思考。马丽华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这个特声、，以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和一颗对藏民族文化深深眷恋之心，努力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远离近代文明，但又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这个雪山环绕、历史久远、传说弥漫、古迹遍地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叠压、渗透、交错，构成多样、多重、多层的立体文化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一个多月的考察固然不能总揽其全貌，但《西行阿里》筚路蓝缕，功在开辟，第一次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传达了“我们一代人对于这一陌生地区的发现和认识”。毫无疑问，作者这一开掘之举是成功的。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家关注人类社会文化者不在少数。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人学。我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通古今之变，究一代兴亡者不乏其人。司马迁、范晔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马迁作《史记》的精神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看来，一部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就像硕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条闪闪烁烁的光带轨迹，引发出人们无穷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询，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专著。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了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的总和，可见该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西行阿里》虽不便与《史记》、《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但作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来探究阿里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变迁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从事“学者散文”的作家，那么称马丽华为“人类学散文作家”也许确当。如果说《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阳》（诗集）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那么《藏北游历》、《西行阿西》应该是她努力把个人的情感融注于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结晶。很显然这中间马丽华的感受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腾跃。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确立对这一飞跃无疑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三十年来，藏族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关注，国际上掀起了“藏学热”。研究藏族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盈千累万，可谓硕果累累。其中有关来藏探险游历之类的著作颇多，对读者影响甚广。笔者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国讲学时选读了桑得伯克（Graham Samdberg）的《西藏的探险》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 Guibaut）的《西藏探险》等等。书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从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但作为一个藏族读者，我对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不公正态度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总是带着一副优等人的有色眼镜观察我们藏族的风土人情，在他们带有偏见的笔下藏族文化除了离奇古怪，便是野蛮落后。对比之下，《西行阿里》虽出自于一位生长于黄海之滨的汉族作者之手，却无一丝一毫的民族偏见。相反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为自己”可以在故乡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称道自己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当代人类学家必备的基本态度。
在当代人类学家看来，世上的民族无论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适应生存环境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化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文化就本质上而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并非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创造。喝酥油茶与喝咖啡，吃生鱼片与吃生牛肉，吃糌把与吃大米……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差别仅在于习俗不同。所谓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而言。所谓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当今世界所谓“西方文明”社会中野蛮的行为也处处可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是自杀率和凶杀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