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化人类学列为异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碍的，还有“本民族中心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异文化时，最容易以自我为本位的态度。如果说浪漫的“误读”，以欣赏异文化为特点的话，“本民族中心主义”则是一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观。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会导致我们异文化理解中的误解乃至于歪曲。
《灵魂像风》则大体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或许是由于作家的诗人气质和人类学教养，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女士仍没有放弃她的浪漫，却仍然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但她确乎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作家以她独自的方式所达到的这种困惑，与人类学家的困惑位于同一高度。
作家意识到自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时日已久，并力图寻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说：以往的赞美过多，这使我于心不安；如今遗憾多于赞美，心里难过默默无言的时候多。看来，作家对自己过去基于浪漫的“误读”所做的赞美开始内省，同时，又不甘心做一位基于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欣赏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去行进了，她的审美目光开始发生变化，赞美也来得吝啬与迟疑；她甚至冒着可能被逐的风险，去坦诚而又不大合宜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与忧虑。或许，她认为缺乏的正是一次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吧，因为她不忍心再看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为了来世而放弃现世，以今生为全部代价。从作家的困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人的终极关心与深切同情。
但是，马丽华女士还是接受了那位美国妇人的批评。莎拉女士虽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却有着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她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莎拉女士当然是对的。不过，我倒突然想到，相对主义文化观在莎拉女士那里，还与她的浪漫主义相联系，因为她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家，却要把她的心灵之家构筑在西藏；因为在西藏，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
“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职业信条之一。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态度，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都具有不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价值。显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义来，文化相对主义要公正得多，它能成为人类学家，甚至为公众认可的信念，实在是当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项财富。但是，如果相对主义走到了极端，也有可能在人类相互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写于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藏北游历》后记
马丽华
由于要出书的原因，我把这篇已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两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补润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删掉了的部分，补充了我所认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断。改稿的过程，使我又进行了一番情感的游历。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的痛楚。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痛楚的由来和内涵。
千丝万缕的藏北，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已进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旬了，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谩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今天那曲的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五度，预报说有七至八级大风。是呵，那曲镇上的人们每年要烤八个月的牛粪人。
我的藏北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北，不问于现实存在的藏北，不问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藏北，甚至，我笔下的藏北与我心中的藏北也并非同一事物。
而藏北之于我，也绝非一个牧区地名，一个地理概念，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一种意识和境界。我精神生命中的某些什么水水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了。
我不主张对这个地方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主要是不能够。藏北之行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也许个体的观念体系本来就有懈可击——一个确切的情况是：由于我去过了藏北，两年多来我就习惯了不再与人发生观念之争。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这使我陷于两难之境。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尚且负有一定责任的作家，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
我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没能找到使二者结合的平衡点，时常提出一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见解。长时间的两难困境使我窘迫。
是很难作出评价，唯一的地球上有一个唯一的青藏高原，它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它方方面面的无与伦比，既难效仿别处，也绝难为别处所仿效。
我甚至不能以批评的语气叙说哪怕我所认为的陈规陋习。那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有失公允，主要是没有多少意义。我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