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新上任的行署副专员，就是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由于县里再三坚持将县城搬回老嘉黎——原嘉黎宗政府所在地，今设一区公所——所以一行十七人又冒着秋季的雨雪浩浩荡荡开赴老嘉黎。
走过大片令人恼火的沼泽草滩，走过一段危石累累的山道，久久地穿行在狭长的桑穹山沟草原上。桑穹山沟的尽头有大片民房，那便是老嘉黎了。
这是个久为人知的地方。不仅由于它是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古战场，也更由于它是明清以来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常有商旅、官差过往。清政府在平息准噶尔蒙古之乱后，曾派绿营官兵常驻嘉黎。听说清末民初有五十名汉族兵丁，因改朝换代断了归路，便在此地娶妻生子，与这方土地同化了。至今人们还能说出谁谁的先辈是汉人，但这些汉人的后代早已对汉民族祖先感觉茫然，而且汉族血统也代复一代地淡薄了。
西藏的喇嘛寺大都建在山顶，为了显示佛伦之尊，以悲悯下世。拉里寺就雄踞高高尖尖的拉坚山顶。五百年香火新近断了二十年，近几年才又死灰复燃。拉里寺隶属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管辖，按编制应有一百五十位僧人。不仅邻近几县，连青海、昌都的信徒们都磕着等身长头前来膜拜它。拉里寺正在修复中。作为经堂之柱的巨大木料是依靠人力从陡峭的山道运上去的。人们无偿地贡献着劳力和财力，虽苦犹乐，这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听说拉里山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加拉公寺。加拉公——直译为汉神庙，正是汉族地区的关帝庙，供奉着汉族武将关云长。想来一定是汉族将士们在此修建的。一位红衣喇嘛介绍说，在朝圣的香客心目中，加拉公与拉里寺同样神圣，对关云长和释迦牟尼同样敬畏。他们具有同样的法力，没必要厚此薄彼。于是便供奉同样的布施，跪拜同样的大礼。当年管理加拉公寺庙的是一位汉族孤老太太，取了藏名叫扎西卓玛。至于她怎样到了这里，她的身世和经历，今天没有谁能讲得清楚。只听说她仅有的儿子流浪到林芝再也没回来，还听说她能腌一手好泡菜，大约四川人氏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工作组在此开辟工作的时候，她来认乡亲讨饭吃，捧来过一坛酸菜。
如今这个关帝庙连一块石头也没留下，毁于“文革”，没听说有修复的希望。加拉公，仅仅留在老嘉黎的口碑中，为后来的旅人提供一片想象的空间。
老嘉黎还有一片墓地，我们去瞻仰了它。这儿埋葬着差不多三十年前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捐躯的汉族士兵。他们以最后的方式与并非故土的乡间土地共存着。老嘉黎的山石垒砌成墙，老嘉黎的泥土安顿了几十颗异民族的魂灵。此际雨雪飘飘，泛黄的草棵飒飒有声。我们（立在紧闭的墓地栅栏外，心头隐隐作痛，涌动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而我们，活着的人还在继续着生之悲喜。无论在怎样超常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毕竟是可爱的。
我们准备去河对岸的山脚，看是否有电可发——那儿有一道虚张声势的山泉轰轰作响。区上准备了八匹马，两个向导。同伴中一位汉族小伙子刚一上马就给甩了下来，好不惭愧，便激流勇退，撤回区上。拣一匹最老实的棕色牝马分配给我，它的小马驹紧随左右；雨初则骑一匹滚瓜溜圆的深栗色烈马；洛书记的乘骑是匹高贵的白马，做工考究的马鞍上铺着深红色高级卡垫，雄赳赳一马当先。一行八骑，一溜小跑。艳阳天，大草原，马蹄得得，清风扑面……每当跨上马背，便是我最豪迈的时刻，幻想自己是一西部女侠，即便此生是场悲剧，也要上演英雄悲剧而非凡人悲剧。只遗憾骑术太过一般。当碧绿的桑曲河挡住去路，同伴们纵马奋不顾身地冲向河心，激流淹过马膝，漫过马肚，伸向马背……便勒马河边踌躇起来。我从没有骑马过河，加之不会游泳，对大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那位盘着英雄发的向导好心建议：要是你害怕的话，我和你同乘一匹马吧。
我岂能示弱！把心一横，缰绳一抖，催马便走。那马纵身一跃下了河床。随着一声惊叫，左手紧紧抓住后鞍桥，还是险些儿栽将下去。一跃之后就好多了。清澈的河水从坐骑下打着旋儿流过，铺着细沙的河床清晰可见。眼睛盯住水面有点儿眩晕，心里却喜不自胜。等登上对岸，只是鞋子给打湿了。高兴了还没一分钟，严峻考验又来了：必须沿着陡峭的山坡前进。
藏族有句俗话：不能驮人上山的马不算马，骑马下山的人不是人。话虽如此说，太陡峭的石山崖壁上也不能骑。我们牵马在山壁灌木丛中寻找路眼。这里海拔不超过四千米，爬起山来还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上了坡，大家互相招呼着上了马鞍。我打心眼里想牵着马走：这骡马道也太险了！右面是陡陡的山，左面是断崖深谷。不过半尺宽的倾斜路面顺着山势曲曲弯弯。听说马的平衡能力很强，有一个蹄子失足，不碍事；两个蹄子同时失足呢？天知道；要是三个蹄子呢？……总归害怕也没用，生死自有天定命走吧。此处已是满山青翠，星星点点的野花开满了一山一坡，小小灌木叶儿红了，火焰一样燃成蓬蓬簇簇。悬着的心得到抚慰，飘飘忽忽沉落下来，看着眼前马蹄滑向断崖的新鲜擦痕，想到不知哪位骑士受了一场虚惊，不免幸灾乐祸。藏族同伴转身宽慰：这条路算什么险哪，比这更险的山道多多有啦！
翻过一面山坡，就见崖底巨石中呼隆隆一道大泉涌流而出。作为风景很美，水边绿草茂盛。县领导对它寄予厚望。时值确定新县址的关键时刻，他们急于敦促地区领导能够高抬贵手，批准老嘉黎作新县城。同时风闻地区倾向于阿扎区，并派有关部门在阿扎区搞过地形地质勘察测量，能不着急！于是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老嘉黎有历史，有寺庙，有文化传统，曾是宗政府所在地，我们最早的县政府所在地，老百姓很集中……倘若这眼大泉能提供电力，无疑有助于老嘉黎在竞争中取胜。
但当技术人员大体测过流量，只遗憾地摇了摇头。
嘉黎一九六○年建县，县府设在老嘉黎，去那曲没公路，骑马要走四天半。每位县干部都配备一匹马，白天放养。每到黄昏，各家马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后来县城就搬迁到山青水秀的白玛塘，县名依旧。谁想到还需要再度搬迁呢！而且想搬回老嘉黎，谈何容易！这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心急火燎的县领导又心生一计，建议在老嘉黎召开群众大会，搞民意测验，看他们投老嘉黎的票呢还是投阿扎区的票？
当然当然。何用测验，一百个老嘉黎人会投二百张老嘉黎的票：右手没放下，左手又举起来了。作为县城和作为区公所驻地，有天壤之别。县城有电灯，有电影电视，大商店，中小学校；作为县城，也象征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假如我是老嘉黎人，也定会如此渴望。我们路遇许多干部百姓都纷纷向我们打探情况，区干部德庆群宗最殷切，她和她的父母都恳求我们能在地区领导面前美言几句。
我们的车队刚刚到达区上时，这位牧女出身的区干部德庆群宗，一听说来客中只有我一位女同志，便盛情邀我去她家同住。
区公所的院子就是六十年代初的县政府所在地，一横两竖三排房，现在看来很简陋。连日雨雪，院内遍地泥泞，遍地狗粪——由于没有打狗的习惯，嘉黎区和许多地方都是狗多成患。那些狗骨瘦如削，皮毛肮脏，品种又不好，看起来令人厌恶。院内还有一大片尚未收割的倒伏的青稞。德庆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面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九岁了。九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十五岁吧。不过女儿才九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九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唯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德庆群宗把她采集制作的野花野草的标本让我挑选了一番。这是生长在桑穹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