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县宰告状要求捉虎，喝醉的隶卒应承了任务完不成，“受杖数百”，只好到岳庙“跪而祝之”。此时，“一虎自外来”，“殊不他顾，蹲立门中”，露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神态；接着百兽之王“贴耳受缚”，自疚之心昭昭可见；见县宰后，县宰问：吃老妪儿子的是你吗？老虎点头；再问：杀人者偿命，如果你能赡养老人，我就赦免，老虎又点头。两度“颔之”，第一次认罪不讳，第二次答应做妪子养老送终，“虎而人”意味何等浓厚！
聊斋先生的生花妙笔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在虎的人情味上大做文章。虎不仅切实做了孝子，在物资上“奉养过于其子”，感动得赵城妪非但不要求“杀虎以偿”，还“心窃德虎”。虎还如儿子般依恋妪，妪活着时，老虎“时卧檐下，竟日不去”，宛如儿子承欢膝下；妪逝后，虎“吼于堂中”，如儿子哭慈母：“直赴冢前，嗥鸣雷动”，简直是孝子送葬！虎而人，人而虎，天衣无缝。
黑格尔说过：“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像的活动。”“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蒲松龄的创造就是想像出以纯粹虎形负荷完整而优美的人性，甚至可以说，正是借助于猛兽外形和仁人内心越来越大的裂缝制造出奇异之至的美。赵城虎从“蹲立门中”、“贴耳受缚”到“时卧檐下”、“吼于堂中”、“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处处都是猛兽行为，内中包含的优美人性、如水柔情却令人心动神移。曾经食人的兽中王，成了可爱的人化非人，虎形义士。
粉蝶
当然啦，幻想不过是幻想。“若教山君可做子，食尽人间爷娘多”！
《聊斋志异》的“妖”，是亦人亦妖，人格化的妖，“顿入人间”的妖。他们之所以那么令人喜爱，因为蒲松龄写妖，正如鲁迅先生分析“示以平常”。聊斋之妖，很少像《西游记》的孙行者，踢天弄井，上天入地；很少像《封神演义》的哪吒，三头六臂，翻江倒海。聊斋之妖像人间凡夫俗子，生活着，追求着。
聊斋狐仙，最符合这一“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示以平常”的特点，也是聊斋之妖最成功的一种。《青凤》写人狐之恋，狂生耿去病到素有怪异的荒宅，“拨蒿蓬，曲折而入”。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读者的意料，这个鬼狐之薮，“殊无少异”，是一幅秩序井然的家族聚饮图：“潜窥之，见巨烛双烧，其明如昼。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媪相对，俱年四十余。东向一少年，可二十许；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满案，团坐笑语。”简直是一个礼法森严的封建家庭。家长南面坐而且戴着读书人的帽子；媪和少年、少女的坐次，毫无越规；而团团围坐，欢声笑语，又体现出家族的和睦气氛。哪儿有一点儿“狐”的踪影？当耿去病闯入，狐叟出迎，两人攀谈后，耿去病用“涂山氏”即狐仙之祖的赫赫功绩取悦狐叟。狐叟高兴了，让妻子和女儿都出来听，俨然是一个喜欢用高贵门第自悦的儒者。
“示以平常”的描写，产生了“忘为异类”的效果。读者读这些妖类故事，感受的是人生的穷通祸福，现实生活的爱恨情仇。蒲松龄这亦人亦妖的障眼法，把读者蒙混了，尤其是把小说里跟“妖”打交道的当事人迷惑住了。
第37节：奥妙无穷写梦幻
“异类”使小说妙趣横生，扑朔迷离。最虚幻又最真实，最奇特又最平凡，最离奇又最合理，亦人亦妖，时而人而妖，时而妖而人。蒲松龄创造比现实更深刻、更美好的虚幻假象。“妖”虽各有不同，深刻的人文关怀始终照彻毫末，精笔妙墨，苦心经营。300年过去，这些异类形象仍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文字不长，但开后世文学“梦文章”的先河：“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祝福。祝曰：'君婚姻否？可就枕坼边。'令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顷之间矣。”梦中得富贵，做高官的故事，后来成为小说家和戏剧家热衷的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汤显祖《邯郸梦》，戏法儿个个会变，立意各不相同。蒲松龄扩大了梦文学的疆域，除梦中做官之外，梦是凡人联系神鬼狐妖的最佳手段：女鬼伍秋月，一个柔弱娇女，借助梦，来到王鼎床上；厍（shè）将军，出卖朋友的无义之贼，梦中受到冥司沸油浇足的惩罚；英雄少年于江，梦中得父亲嘱托，勇杀恶狼；品行不端的邑人，梦中成为案上之肉，被碎割；
……
聊斋梦文章，无处不在。聊斋之梦，做得新奇，做得巧妙，做得有思想教育意义。我们具体看几个聊斋梦。
梦中之梦似是真
狐梦
《狐梦》写毕怡庵忻慕、向往《聊斋志异》中的青凤：“恨不能一遇。”果然在梦中遇狐，极尽缱绻、怡游。小说梦中有梦，奇幻诡异，作者偏偏在篇首凿凿有据地说“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梦中遇狐。篇末又确切地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作者以半真半假的笔墨，造成一种真幻相生的艺术境界。
查《淄川毕氏世谱》，根本没有一个号曰“怡庵”者，作者说他乃刺史公之侄，当为毕氏族人。“刺史公”指蒲松龄东家毕际有，字载积。《聊斋志异》中《五羖大夫》和《鸲鹆》篇末题“毕载积先生志”或“毕载积先生记”。毕际有夫人王氏是王士祯的从姑母，是小说爱好者。喜欢晚上坐在厅房里，沏上茶水，让孩子们念野史。毕家子弟，都喜欢谈鬼说狐。《狐梦》中狐女说：“曩有姐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就是拿毕家子弟开玩笑。学术界有人推断在书中被取笑的“叔兄”就是聊斋先生的少东家毕盛钜。真真假假的人物、地点、时间，常常是蒲松龄诱人深信其故事的迷雾。《狐梦》让毕怡庵因慕狐仙而梦狐仙，又受狐仙之托，要求聊斋作传，以便“千载下人爱忆如君者”。煞有介事，妙趣横生，其实不过是作者自己做“广告”。
“狐幻矣；狐梦更幻；狐梦幻矣，以为非梦，更幻。”（何垠评语）《狐梦》融狐仙和梦幻于一炉，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 ，喜剧气氛洋溢全篇，虽然是梦，是幻，却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开头说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貎丰肥，多髭”。似乎是平常的叙述语言，实际上把叙述语言与作者评价有机地粘合。这种语式源自于《史记》。蒲松龄更以其惊人的才华，在开宗明义的人物介绍中，埋藏了故事发展的引线和人物个性的基调。正因为“倜傥”，毕怡庵才会在梦中先对“风雅犹存”的狐妇“投以嘲谑”，又对“旷世无匹”的狐女“款曲备至”。正因为他“豪纵”，才会“连举数觥”，醺醺大醉，才会口没遮拦地将自己的艳遇告诉他人。又因为毕怡庵的体貌丰肥而多髭，小说中才敷衍出“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等妙不可言的闺房戏语。因而，毕怡庵虽不是《狐梦》中最生动的人物，他的个性乃至体貌却起重要作用。
“点缀小女子闺房戏谑，都成隽语，且逼真。”（冯镇峦评语）毕怡庵梦中遇狐仙，狐仙的姐妹想跟他见面，又怕他举动粗鲁，就邀请他梦中相见，于是有了梦中之梦。这梦中之梦，毕怡庵与狐女聚饮，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酒宴一样有趣。几位狐女年纪相近，相貌相似，同中存异，曲尽变化，个个逼真活跳。大姐是筵主，温文尔雅，初露一面，不着一语，“敛衽称贺已”。
当二姐取笑时，是她提醒：“新郎在侧，直尔憨跳。”四妹的猫儿戛然而鸣，仍是大姐提醒“尚不抛却，抱走蚤虱矣”。时时处处显示出当家理事、顾全体面的身份。二姐开口解颐，豪爽调皮，一见三娘就以“妹子已破瓜矣”、“刺破小吻”戏谑，唐突地说毕怡庵“肥膝耐坐”，近于尖刻地嘲笑三娘“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二姐的话语是调笑型，带挑刺意味。二姐与大姐两人，一个处处为他人斡旋，一个时时揶揄他人，一个出语温和，一个开口泼辣，刚柔相形，格外鲜明。四妹在筵中未发一语，却用她抱来的猫儿画龙点睛体现了她聪慧顽皮的个性：猫至毕怡庵时辄鸣，害毕怡庵“连举数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鸣也”。狐女三娘的个性更是活灵活现，作者在她露面时加以“态度娴婉”的考语。她对毕怡庵和顺温柔，邀毕赴宴时谦恭地说：“劳君久伺。”对二姐的谐谑，只以沉默对待，“以白眼视之”。毕怡庵豪饮时，她忙提醒：“勿为奸人所弄。”二娘挖苦她“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正是对三娘的贤淑秉性的确切评价。《狐梦》写的四个狐女，或娴雅，或豪放，或温顺，或狡黠，她们的娇憨聪慧，惟妙惟肖。人物外貌装饰也和个性十分协调，如二娘“淡妆绝美”，同她的洒脱十分合拍；四娘的“雏发未燥，而艳媚入骨”，同她的孩子气恶作剧一致。四位狐女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少女的写照。
第38节：南柯之梦新做法
评论家喜欢对《红楼梦》中的饮酒器具津津乐道，《狐梦》中的饮酒器具不仅较红楼毫不逊色，更有幻异奇妙的特殊意味。大姐“乃摘髻子贮酒以劝，视髻仅容升许，然饮之，觉有数斗之多”。等毕怡庵喝完后，那髻原来是一个大荷盖。毕怡庵已喝得半醉，二姐“出一口脂合子，大于弹丸”，还声称是因毕已不胜酒力，“聊以示意”。毕以为可以“一吸而尽”，结果“接吸百口，更无干时”。原来，那小如弹丸的合子是一巨钵！毕怡庵的情人三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