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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抗战前期以进步作家为骨干的文艺运动，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范围，在日寇侵略和蒋党压迫的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向前发展，较好地配合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家用自己的笔为武器，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歌颂了人民浴血苦战和顽强不屈，也鞭打了阻碍全民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部分作家并且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初步的结合，有些作家甚至在前线或敌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丘东平、蒋弼、高咏、蒲风、陆蠡，抗战后期牺牲的还有陈辉、郁达夫等）。当然，抗战前期文艺运动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正象郭沫若、茅盾分别指出的：“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阶级上又忽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略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在文艺创作上，出现了少量美化国民党，寄幻想于“国军”，歌颂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作品。这种情况的造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但受到抗战初期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右倾路线的干扰，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在周恩来同志关怀和指导下，进步文艺界终于认识和克服了这一毛病，使抗战文艺运动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进。
第二节：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
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是抗战初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街头剧、报告剧、墙头诗、街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着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小型抗日作品如此盛行一时，这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抗战爆发后，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斗争形势相适应，运用各种手段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反映；作家本身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迫切地希望拿起轻型的文学武器投身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加上战争环境中出版印刷的困难，长篇巨制的不易产生：这些情况都促使文艺工作者必须选择一些简短通俗的，能够敏捷地反映现实斗争，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为抗日战争服务。这就是大量小型作品、通俗作品兴盛起来，几乎占据抗战初期文坛的重要原因。这些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发扬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给战争初期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特殊的色调。“这是抗战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注：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载《自由中国》创刊号，1938年4月1日）。
报告文学（包括文艺通讯和特写）是当时被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它在“左联”时期曾被大力提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步兴起，到了抗战爆发后，进一步形成蓬勃发展的高潮。由于这种文学形式具有活泼、敏捷和富有战斗性的特点，能够将当前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过形象的手段迅速地反映出来，适合于人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抗战初期各种报章杂志广泛地登载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被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原是记者的长江、陆诒等所写的，多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描绘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业绩，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战场情况的描写。台儿庄战役前后，一些深入抗日前线的作家，写出了有关这次战役的报告文学，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等，怀着对敌人暴行的憎恨，用粗犷的笔调描绘出被战火燃烧的台儿庄战场；在这些作品中，士兵的英勇无畏、敌人的残暴行为和人民对战争必胜的信心，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骆宾基以淞沪战役为背景，先后写了有关伤兵救护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一批报告文学。由于作者有生活实感，善于形象地描绘，在他笔下的伤兵的悲惨景象更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伤兵们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也使人崇敬。徐迟的《大场之夜》，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曹白的《受难的人》、《杨可中》，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这次战役的风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从题材上较初期更多样化，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千篇一律的现象有所克服，盲目乐观情绪逐渐消失，特别是揭露抗战的阴暗面开始受到重视。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刻画了投敌附逆的汉奸头子的丑态。刘白羽的《逃出北平》，蹇先艾的《溏沽的三天》，李乔的《饥饿褴褛的一群》，真实地写出了流亡生活中颠沛流离的境况，暴露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贪婪险诈，没有过多的渲染，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逢的《溃退》，从侧面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不战而溃的情景，这里有未遇敌人，未放一枪便闻风而逃的“中央军”；有溃逃时乘机搜刮钱财，偷偷换上便衣，丢下军队逃跑的“少校”军官；还有刚参加军队而在溃退中只能茫然地“跟树林和石头打仗”的新兵，以及怀着“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信念而天真无邪的中学生。这些人物都写得比较具体生动。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强烈地探诉了敌人的暴行，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先后出版的报告通讯集有张叶舟编选的《文艺通讯》、田丁编选的《在火线上》、以群编选的《战斗的素绘》，从多方面编集了战争初期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梅益等在上海“孤岛”编选的《上海一日》，对淞沪战役和上海失陷后的社会状况，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述；它的作者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据以群的一个统计，战争初期报告文学的题材，“就我所看到的三百多篇报告文学而言，从公务员、难民到士兵、农民、工人、学生……都或多或少的有了反映”（注：以群：《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大致上勾勒出战争初期动荡变化生活的一个轮廓。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很多是第一次从事创作的青年作者，他们有饱满的热情，有一定的生活实践，但对生活的观察不深刻，不善于运用艺术手段进行创作，往往只凭着个人的直观印象和片断经验。因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品近乎新闻记事，或流于空洞的叫喊，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这种缺点，在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里也同样存在。原因是缺乏深入的生活实践和对作品的精细的艺术加工。但它广泛地反映了战争初期的真实景象，却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国统区的反动政治压迫日益严重，比较直接地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更是受到各种限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