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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发于现实，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