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写的一首旧诗，后来还题在严子陵祠上，那首诗是：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戟刺时事，兼披中怀，这本是郁达夫诗文的特点。但他也有一些旧诗只是写景写情，以与游记的文字相辅相成，读来清新之气扑人。例如《西游日录》里有宿禅源寺一诗：
二月春寒雪满山，高峰遥望皖东关。
西来两宿禅源寺，为恋林间水一湾。
音节自然，意境清远。至于另外一些感怀身世之作，于悲愤中夹杂着感伤，其凄苦正与黄仲则相似，感情颇不健康。作者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就艺术表现而言，这些旧诗在散文中不但是有机而和谐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感情最浓烈的部分。它们有助于使他的散文象小说一样表现出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郁达夫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在南洋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他的文学活动贯穿了从“五四”起到抗日战争止的几个重要革命时期。从最初表现青年的苦闷开始，逐渐扩大到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以至描写革命风暴的到来，这种变化显示了时代浪潮推涌下作者思想的发展。但郁达夫的这种发展是十分曲折、时有起伏的。他始终仰慕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从精神状态上说，郁达夫始终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和许多特色，“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9月出版，第33页），这是他的长处。但他缺少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停顿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早期创造社作家还有郑伯奇和成仿吾。郑伯奇（1895—1979）作品不多，但收在《抗争》集里的小说和剧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短篇《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的爱国感情（注：参阅闻一多1922年7月29日给友人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9页）。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篇速写，但它出现在反帝作品还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颇为可贵。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所进行的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也有一定的战斗性。作者后来还写有短篇集《打火机》，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社会面貌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痛苦。郑伯奇这些作品，大多切实朴素，在创造社成员中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色调。成仿吾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但《流浪》集里也有幽婉的诗、随笔式的小说；某些方面与郭沫若的作品近似。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独幕剧《欢迎绘》，从官僚家庭内部新旧两代冲突中，揭破旧统治势力的虚伪面目，表现了青年一代正义的反抗。它也是较早出现的谴责美国资产阶级堕落文化的剧作之一。张资平也是早期成员，有《冲积期的化石》等小说。他是新文学作家中写作长篇较早的一个。作品内容大多描写男女爱情，早期带有人道主义色彩。
最初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小说的淦女士（冯沅君，1900—1974），也是当时有影响的作者。《卷蓍》集里略带连续性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诸篇，都以抒情独白和大胆坦露内心活动的方式，写出一对青年恋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对爱情幸福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斗争结局虽仍是悲剧性的，但主人公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这却是“五四”以后许多青年心理的真实写照。稍后，作者写有书信体小说《春痕》和短篇集《劫灰》，但思想作风已有变化，影响也不如早年作品之大了。
创造社还有若干后起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着该社主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两人的影响。倪贻德有《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集》等小说集，往往带着欷嘘叙述自己的身世，或怀着孤寂之感追忆逝去的爱情，以此寄托作者对世态习俗、旧式婚姻制度的不满和愤慨，这些作品大多浸透着郁达夫式的浓重感伤情调。冯乃超早年收入《红纱灯》集中的诗，工韵律而富色彩，但吟唱的却是“沉重的野烟，沉重的忧郁”（注：《红纱灯·苍黄的古月》）。到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作者本人和整个创造社思想作风的剧变，发表于《创造月刊》上的《快走》、《今日的歌》等诗，已一洗原有作品中空虚孤寂之感，转而倾诉了农民劳瘦、地主坐肥的阶级不平。三幕喜剧《县长》还对国民党新军阀政权作了尖锐嘲讽和抨击。柯仲平（1902—1964）于“五卅”前后开始发表诗作，大多受有《女神》的影响。长诗《海夜歌声》和短诗《伟大是能死》、《跑雪曲》、《献与狱中的一位英雄》（注：前两首短诗均发表于《语丝》周刊，后一首发表于《狂飚》周刊）等抒发一种狂飚突发式的感情，多少显示了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浪潮的某些侧影。一九二九年写成的五幕诗剧《风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语言的芜杂散冗和表现手法的空幻不实，以及《风火山》里反现实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绘，使作品受到损害。以上这些作者，有的后来改从其他专业，有的则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第二节：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而外，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创作活动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社团。
《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注：《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它曾设“随感录”、“闲话”等栏，针对时弊，登载大量杂感，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对于这些文体的倡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而有“语丝派”之称。被称为这派“主将”的鲁迅，除在周刊上发表过《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外，还写了后来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的许多杂感以及散文诗《野草》。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语丝》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的战斗特色。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驱溥仪出宫而跟“遗老遗少”们进行的斗争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杀的斗争中，《语丝》一直站在进步阵营方面。以鲁迅为首的钱玄同等社员以及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等社外进步作家均曾撰文，参加对反动势力的讨伐，配合了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揭露《现代评论》经济上受军阀政府津贴、政治上取媚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方面，《语丝》的袭击尤为猛烈。正是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种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语丝社成员一部分发表在早年的《晨报副刊》和稍后的《京报副刊》上的文字，风格也大都与此相近。即如孙伏园的散文《南行杂记》、《长安道上》等篇，名为游记，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记叙中夹着议论，对腐败污浊的社会现象多所抨击，极少山水景物的单纯描写。语丝社这种注重社会批评的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