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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革命作家日趋团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就引起“新月派”绅士们更大的惊慌。从九月起，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长短十余篇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他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在这些文章中，梁实秋集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他摘引美国《韦白斯特大字典》关于“无产阶级”词义的解释，诬蔑“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说什么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他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不再掩饰其敌视无产阶级文学和保卫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的立场了。
这时，革命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先“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的弱点，因此对“新月派”展开更为有力的回击。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全面地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指出梁实秋的言论不过在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鲁迅和这些绅士们早就有过多次的交锋，在这以前不久，还驳斥过梁实秋所谓文艺应该写永久变的人性的论点（注：《文学和出汗》，《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这回更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着重驳斥梁实秋所谓阶级性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硬加在文学之上的人性论观点。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举例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处处同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有爱的要求等论点针锋相对，粉碎其掩盖阶级对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企图。鲁迅还指出：“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于梁实秋的那些言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鲁迅用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一流所制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这些分析彻底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的原理。在论争中，鲁迅还揭露了“新月派”充当反动派“刽子手和皂隶”、为其“维持治安”的政治立场（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当梁实秋表示：“《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并且含沙射影地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鲁迅立刻指出：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拳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至于将论敌指为共产党，暗示反动派可以捕杀，“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就越发证明了这种人正是不折不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对于美化资本主义诬蔑无产阶级的一切帮闲帮凶们说来，历史证明鲁迅的确逼真地勾下了他们的画像。
在论争中，梁实秋扬言：“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和他们的理论一样，“新月派”的创作大多也是一些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货色”。其中象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等所收的诗作，往往用整饬、华丽的形式表现颓废、迷惘的思想情调。他们曾经表示过，一个诗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中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完成“他灵魂的移传”（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当他们看到革命势力高涨，幻想的“婴儿”（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流产，自身也只能随之没落的时候，他们或则咏叹“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或则赞美绝望与死亡，或则传播“肉感的享乐主义”，或则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正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发表在《新月》上的小说，也有不少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掩盖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并且时隐时显地作些色情的渲染。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描摹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虽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又恰如鲁迅所说，实在“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闲极无聊，借以消磨时间的文字游戏，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的空虚和堕落。
革命作家对“新月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基本上从“五四”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去以后，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场激烈论战，由此开始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次论争中，“新月派”一再宣传了人性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正当革命作家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时候，他们宣扬这种观点，不仅想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而且企图用人类共同人性之类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月派”在论争中玩弄的正是这样的把戏。经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形毕露，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点。到了论争末期，梁实秋只能写些《鲁迅与牛》一类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击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利害，再加上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新月派”内部也是如此。他们中间象胡适、梁实秋之流，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有些人在思想创作上最初就与胡适等有所不同，后来逐步认识到反动派的政治本质，与他们疏远了，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有些人还逐渐向人民靠拢。“九一八”以后，凌淑华等人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抗日要求；到了民主革命后期，闻一多成了著名的民主战士，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分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继“新月派”之后，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挑衅的是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国民党反动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立即着手实施“党治文化”。一九二九年由其“中央宣传部”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据主持这一工作的叶楚伧解释，“三民主义文艺”的任务是使“三民主义革命”不致“成为孤立无援”，同时用以抵制“共产党的文艺运动”。御用文人王平陵写了《三民主义文艺的建设》，叫嚣国民党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学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抗。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纠集的一批提倡过象征主义的诗人，专写文坛花絮的文贩，以至于政客、军官、特务、流氓如傅彦长、朱应鹏、范争波之流提出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这一“政策”的产物。他们以查禁革命文学作品为口实，用封闭书店作威胁，强迫书商出版他们的刊物，先后发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