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只将其列入《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中，其事迹也随之并入。但有些人物，如著名的诸子百家，著名的史学家、科争家、军事家、医学（药）家、改革家等，其人其事其书，则有重复列举者，如老子和《老子》、孔子和《论语》、墨子和《墨子》、孙武和《孙子》、沈括和《梦溪笔谈》、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孙中山和《孙文学说》等等，一是为了保留各卷内容的系统和完整；二是其人其书的写作，前者突出其人在历史上作出的重要影响的事迹，后者则述其成书的经过、观点及对历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似可相互补充。又如陈胜和秦末农民起义、黄巢和唐末农民起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秦始皇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焚书坑儒，汉高祖和楚汉相争，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康熙帝和撤藩、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等等，均是人事交叉的经纬之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交织之处，便是中国历史的多姿多彩的画卷。再如《100次事件》和《100次战争》中的隋末农民起义和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等，前者侧重农民起义事件的因果关系及政府决策的利弊等方面；后者则着重叙述战争的经过、结局及作战过程中的指挥得失等。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鸳鸯绣取从人看，要把金针度与人”。《100系列丛书》的编撰宗旨和主要内容及体例特点等等，大致如上。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略述数语，聊为“前言”或“编者的话”。
1992年7月于北京
序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又在何种程度上以怎样的特点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们为了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为了认识这些精神产品过去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现今仍在产生的作用，曾力图从浩瀚无涯的文献海洋中，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以至上百种著作，以表明它们在广袤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影响，从而增益智慧，明确抉择，启迪新的创造。尽管这种以有限的列举比之于无限的存在，可谓沧海一粟，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人们渴求了解精神的历史、智慧的积累之愿望的一对形式。历史证明，人们对于这种愿望的追求，是始终存在、持续不断的，可以说它本身也是精神的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的编撰，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它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包含哲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医学、地理学、军事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按照传统的文献分类，其中清初以前的著作，多出于经、史、子三大部类。中国历史悠久，而其文明之发展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史书作为这一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记录，在100种著作中占了将近半数的位置，恰恰是上述特点的最有力的明证。
综观其他各类著作，则不独反映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也显示了中国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尽管它们还没有包含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和灿烂的文物文明在内，但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从分类学的观点和历史传承的观点来看，这里所列举的100种著作，要完全避免重复与交叉，显然是困难的。
经文与注疏之间有这种情况，经与史之间有这种情况，独立的著作与合辑的著作之间也有这种情况。它们或是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或是各从不同的方面对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重复与交叉，却也反映出悠久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的文明内涵中的联系性。
这里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于这个问题作总体性的综合考察与阐述，远非本书所能胜任的。退而言之，即便是就其中某一类著作来说明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困难的。本书编撰的目的，是在对它们作简要评介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尽管本书是一本通俗性和知识性读物，但它或许有利于读者增强这种评论和思考的兴趣，从而丰富和提高对于中国历史上之精神产品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诚然，当我们说到这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文明发展内涵的丰富性时，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这种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但是，归根结蒂，这种综合价值具体体现，却又不在评论而在于这些著作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举例来说，从《五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及有关的注疏不断被确立为国学的过程中，从《三史》、《十七史》、《二十四史》一再被确认为“正史”的过程中，从历代皇朝屡屡颁发各种农书、医书的敕令中，从封建皇朝的不断发展和全国性地理书的反复编纂过程中，从思想家们对于天与人、义与利、物与我、道与器、有与无、名教与自然、形与神、天理与人欲、心与物、理与势等哲学范畴的长期论辩中，人们便有可能逐步估量到它们本身及其对于历史影响的综合价值，并有可能从长阶段的历史发展上全面评论这个综合价值的得失。
自秦汉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也确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思考和研究的。以史书为例，我们可以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中，看到它们都记述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多民族活动的史实；从《史记》、《汉书》以下，历代统一皇朝的正史，是如何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面貌。我们还可以从《魏书》、《周书》、《辽史》、《金史》中，看到分裂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的历史，同样被庄严地列入正史；可以从《辽史》、《金史》、《元史》的记载中，看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和经书，是如何受到重视而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以广为流传、诵习的事实，等等。这表明，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对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书，作为思想和伦理的集中反映，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金世宗的认识和做法，足以表明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字书，即所谓小学之书，主要是关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专门著作。这门学问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汉文化的扩散、传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隋书·经籍志》小学类著录《鲜卑语》字书多种，《宋史·艺文志》小学类著录《蕃汉语》一种，说明古代史家在文献著录上也并不仅限于汉语言文字的专书，同样反映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辽史》所附《国语解》和《金史》所附《金国语解》，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以上所举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著作，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带有共同性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言在书中，意在书外吧。这100种书中，于1840年至1911年期间问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但也约略反映了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寻求改革和革命之路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作用。
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至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世纪里不是封闭的。自汉唐以下，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断向外扩散；这种扩散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欧洲历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这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不独是日本，也包括被黑格尔一再赞颂的欧洲沿海国家。本世纪初，当中西文化交流浪潮兴起之际，德国人利奇温于1923年出版了《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指出早在18世纪，中国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欧洲的年轻一代。他认为本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如何，这是欧洲史上东亚第二次在精神上与西方的接触”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固有不少可议之处，但他是一个切切实实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人。如果联系到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的兴起，我们或许会进一步加深对于我们本民族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话，似已超出了本书主旨的范围，但确也是顺理成章，不得不写下来的。
瞿林东
1992年4月16日序
于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一：《周易》
玄妙的阴阳八卦
讲阴阳八卦学说的《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有人说它是一部迷信的书，有人说从哲学思想来看，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还有人说，从史籍来看，它是我国最早的经典之一，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一部古代典籍。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性缺乏认识，因而产生宗教迷信。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人们是根据神灵的启示来判断吉凶的，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是占卜。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