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二史贯通各朝，不像八书各自为书，必然会删除很多互相重复的记载，这是李延寿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李延寿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史实和文字记载的撮要删烦工作，最突出的是删掉了很多八书本纪中的诏令、策文和列传中的奏议、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史料价值极少，二史把它们完全删除。有的比较重要，李延寿则以数语概括出来。经过这个工作，史实被突出出来，篇幅却大量减少了。李延寿把537卷的八书，删入180卷的二史之中，卷数仅及原著的三分之一、文字仅占一半。由于其卷数不繁，头绪清楚，叙事突出，读者研习甚便，抄写易成，因而在长时期内，二史比八书流传得要广泛一些。
在宋代以前，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事，主要是靠《南史》、《北史》。宋代以后校勘八书，也多用二史来补其缺失。当然简略并不等于精当，李延寿的删削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对此前代史家已有所批评。
三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并非单纯节抄八书，他在撰史过程中，又补益进来大量的史实。八书中的《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北齐承东魏而来，因此魏收不承认西魏，在《魏书》中只记北朝、东魏历史，不包括西魏史事。李延寿据魏澹撰《魏书》（已佚），在《北史》本纪中补进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帝纪，在列传中补入西魏人物传记，使北朝的历史得到完整记载。二史除补入一些八书所无的纪、传外，还对八书原有的一些纪传作了增补，如在对范缜的记述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使这位无神论者的战斗性格更为突出。《北史·苏威传》补入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北史·李谐传》补充南北交往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述：“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二史采摭增补材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取材的驳杂。二史中对史实增益不当之处，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是琐言碎事，以至一味追求骇视听、资谈助的记事，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疑神见鬼的迷信内容，成为书中的芜累。李延寿在撰书时，也订正了八书中的一些史实。他距所记时代较远，这使他可以改正一些当时讳饰失实的史实，显示出一定的长处。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四十九：《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