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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五十五：《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十六：《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