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查到了“内翻足”，我平静地看完关于这病的介绍，平静地接受了一些事实，真的，当得知这病只会越来越严重，我竟然一下子心情安定了。当命运的真相那么残酷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居然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人类的坚强几乎是无止境的，即便一个8岁的孩子，如果他必须接受某些东西，他其实是会接受的。因为除了承受，人其实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只是，那以后，我变得孤独起来。1983年，我们家从平房里搬到筒子楼住。地点还是在五块石铁路家属区里，不过跟蒋芹芹家不再是紧挨看了。但还是可以算邻居——在同一幢筒子楼的同一层里。
以前我们住平房时，外面连着个小院子，可以养鸡。养鸡是用来过年杀了吃的，那时候工资很低，自己不养几只鸡，年底想吃好的还真不容易。住平房时鸡可以在院子里跑得挺欢，可住进筒子楼，爸妈就开始为鸡的问题担心了。
有一天我爸去蒋芹芹家参观，发现他家的鸡养在进门处——把鸡笼高高挂在门后房下，搭了个木板，脏东西也就掉不下来。
我父亲依样画葫芦，也在家里做了一个“空中鸡笼”。全家都挺高兴的，在如此之小的房间里，竟然还能挤进来一只鸡笼，养两三只鸡，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这实在是中国人天下无双的智慧。
我的床就在门背后。一个中午，当我睡得正憨，一只鸡从没有关牢实的笼子里钻出来，扑落在我被子上，拍打着翅膀，鸡毛四处飞扬。我被惊醒，一抬头，只见这只鸡正饶有兴趣地盯着我的眼珠，棕黄的鸡嘴一动一动的，仿佛要啄过来。妈呀，我惊叫起来，我已经尝够了腿残的滋味，实在不想再让眼睛出现问题！太紧张了，所以我尖叫得惊天动地。恰巧蒋芹芹来约我一起去上学，被她看在眼里，笑了我半个月。“一只鸡有什么可怕的，”她说，“你可真不像个男子汉。”她的这句无心的话，又一次深深地打击了我。这几件事情，使我和蒋芹芹再也没有幼年时那么亲密无间了。
而我的性格，也确实越来越怪起来，我看样子特别老实听话，其实却极度逆反。比如，那时候有一门功课叫做“珠算”。我自认为十分聪明，但对于那些珠子和数字之间对应关系毫无兴趣。我发现“珠算”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看似具体实则抽象。完全不是什么先进工具。当时我就想，长大成｜人之后，我绝对不会跟算盘打任何交道，会不会打算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来说毫不重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如今再看，当年的珠算课的确浪费了我儿童时代整整半个学期的宝贵时光。即使那些听老师话苦学珠算的好学生，他们成年后和算盘打交道的也几乎为零，如今社会上为数不多的还须使用算盘的行业里，算盘都属于将被淘汰之列。譬如营业员，会操作自动收款机就可以了，又譬如出纳、会计，懂“电算化”也就行了。然而当年，我们却不得不学那该死的珠算。从小学到大学，最少有三分之二的课程是完全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我早已不记得自己的珠算课补考了几次，而最终又是怎样混过了最后一次补考，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不会使用算盘，并且永远也不打算学会使用算盘。同时，我十分讨厌别人说话或写文章时用“三下五除二”等口诀来形容办事干净利落之类，我很烦这丑陋的、拙劣的计算工具，正如我厌烦少林寺里那些陈规陋矩。在这方面，从小我就显得十分偏执。
但是，我这样偏激的性格，对于与我亲近的人，却很容易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刺着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四年级暑假的那个夏令营。“我们要去夏令营了”，听到老师的宣布，同学们个个欢呼雀跃。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夏令营呀，大家整装待发，兴奋无比。惟独我没有多少热情，一想到要爬山，要走远路，看着自己的脚，就有些烦恼。
我本来想请个假不去了，但蒋芹芹一个劲儿来劝我。“去吧去吧，反正是玩，又不急着赶路，谁会在乎你我走得慢呢，到时候等他们在前面走，我陪着你在后面，边走边看风景，那才舒服呢，”她说。架不住蒋芹芹的一再鼓动，最后我还是来到学校，跟着他们乘车去了营地。
在车上，气氛其实挺热烈的，同学们都唱起了歌儿，一路笑声不断，令我的心里也充满喜悦。我甚至想，这一次，说不定我也能和他们和谐地远足，反正是玩，又不急着赶路，不会有人嫌我走得慢的。何况，还有蒋芹芹陪着我慢慢地走。
营地在大邑县的西岭雪山附近的一个小山下。到了营地，次日清早，起床后便一起去登山了。老师将大家分成几组，为激励士气，各组搞竞赛，比比谁先到山顶。蒋芹芹是另外一个组的小组长，必须身先士卒，带着她的组员往前冲。我记得她眼神里有些歉意地看了我一眼，就带队往上爬了。很快，就又剩下我一人独自在后面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了。沿着崎岖的山路，我磕磕绊绊地走着，有一阵，我真不想继续走了，但我又不服这口气，我找了根树枝，继续向上，他们在我前面越走越远了，我突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泪水一下子就流出来，苦苦的，我心里难过得像被揪着一样。“我真不该来呀，我怎么就相信蒋芹芹真的会陪着我慢慢走呢。”我这么自己对自己说，“我这是自作自受。”到山顶之前我停下来，把泪水擦干，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哭过。然后我似乎很平静地在那些先到山顶的同学们旁边坐下。蒋芹芹过来送水给我喝，我推开水，没有理睬她。整个夏令营，我一直不理蒋芹芹。她也很委屈，说，老师让我带队，我能不带吗？但我还是不理她。后来，整个夏令营期间我一直拒绝和蒋芹芹说话，仿佛我所有的委屈都是她造成似的。甚至回到成都，重新开始上课，我也是过了足足两个星期，才重新和她有说有笑。
此后，类似的磕磕绊绊，在我和蒋芹芹之间一直断断续续。原因主要在于：我觉得她对我应该更特殊但她却没做到。而她则觉得我“越长大越难伺候”，也没有小时候对她那么好了。何况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初一二年级，按照教育心理学来说，是男女疏远的年龄，确实，这一阶段的男女之间，总是有一条清晰的“三八线”。我和蒋芹芹尽管有时吵架，还是算很好的朋友，但似乎不再是特殊交情的朋友了。总的说来，蒋芹芹天性比较开朗，十分热情，即便在那个男女交恶的年纪，她的男性小伙伴也不算太少，我逐渐从她“幼年阶段的特殊密友”沦为其“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中的一个”了，我有些难过，但我毫无办法。
那个时候，惟一让我觉得和蒋芹芹关系不一般的只有放学依然是结伴回家。因此放学的路途成了我最大的享受。每天放学的时分，我走出教学楼，在走廊里等她。或者我一边收拾书包，一边看着窗外正在等我的她临栏而立，她像一株小白杨，亭亭玉立，让我心里总是不自觉地涌起甜蜜的忧伤……时间就这样在我们举手投足间悄然消逝，让人不知不觉。谁也没意识到，我们逐渐就进入了青春期，我们开始到了憧憬爱情的时候了。
在我们铁路局，很多职工都是北方人。蒋芹芹的父亲是青岛的，母亲是杭州的，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身高优势，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漂亮的脸蛋。在同龄人中，她算发育得早的了，初中一年级时，比起那些生理仍待发育而心里早已按捺不住的女同学来说，她的个头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我和蒋芹芹从小就彼此说话很随意，基本上没有特别敏感的话题需要回避。所以，我们经常彼此挖苦。我脚不灵便，嘴巴却特别厉害，骂人是一把好手。读小学时，她一直没心没肺的，即使有时被我挖苦得哭起来，也并没往心里去。但一读初中，女孩子终归是女孩子，还是对异性的评价变得重视起来。比如有一次，我说她“说话大声武气的，穿的也不好看，不像个女娃娃”，我其实也就说着玩，想打击一下她的骄傲劲而已，没想到第二天一起去上学，一眼就看出蒋芹芹专门收拾了一番：把头发扎成马尾辫，白皙的皮肤上似乎还上了点粉，穿一身湖蓝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新的黑色带跟皮鞋——她踮着脚笑着问我，像不像个女娃娃？说真的，那时候，我敏感的心一跳，还以为她喜欢上我了呢，我早熟，六年级时已经知道一个俗语，“女为悦己者容”。
但是，事实上我错了。那个岁数的女孩儿，对所有异性的意见，都是十分重视的。她们就是在那一个个细小的变化中逐渐越来越女人化的。
其实，一过了14岁，我就感到蒋芹芹一下子就有些不一样了。她变得更加爱干净起来，抽屉里原本常有的吃了话梅剩下的小核、吃了口香糖剩下的包装纸等等小杂物，逐渐被清理出局。不仅爱干净，她还爱打扮多了。总之，她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都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
我对她，实在是太过熟悉，甚至她的第一次例假，也就发生在我身边。那是深秋的一个傍晚，我们照例一起回家，走到西北桥时，她突然越走越慢，比我这个脚有毛病的人都走得慢了，后来甚至干脆用手扶着小肚子，蹲在地上，脸色苍白……这当真吓坏我了，我急得不知所措，就要向路人求救，她羞红着脸阻止了我。
那是1987年，中国社会的性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完成，经由80年代前期的性知识普及，男女生理知识已经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神神秘秘遮遮掩掩了，街上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通俗杂志，我多少也明白一些男女之事了，陡然一下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地想，该不会是女生每月一次的那个吧。这么想着，我立即扶着蒋芹芹坐在桥头，并婉转地表达我的意思。大意如下：你要是不舒服，要是很难受，要是怕弄脏了，那你就坐“耙耳朵”回去吧，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