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岁月里，除了对Zuo爱是真感兴趣，我对别的都没什么发自内心的喜欢，我打高尔夫、广泛阅读文学、历史乃致哲学著作、欣赏歌剧和电影……几乎所有热闹的场合我都不会落下，而且总能谈得让行家不敢小视，但我自己明白，我那样做无非是增添与女人Zuo爱的机会和资本。甚至，即便对Zuo爱，我也只是为做而做，没什么其他复杂的情绪和目的。简言之，我是个纯粹而单一的Zuo爱运动家，正如有些人是美食家、作家、画家、政治家、歌唱家、思想家以及职业球员、职业流氓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切，可能源于我在少年时期偶尔看了卡萨诺瓦的作品及其传记，并由此崇拜这个18世纪最大的浪荡子。那时，我才15岁，我父亲当时在西班牙办实业，我虽然会说多国语言，但与当地的同学不大谈得来，于是只好借助小说打发时间。很偶然地，我阅读了卡萨诺瓦那长达十四卷的《回忆录》，我几乎立即就被吸引进去了，我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人生苦短，欢乐本就不多，为什么不及时把它紧紧抓住呢？以这个为前提，那么卡萨诺瓦那些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女之间的行为不再显得荒唐，而他的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也不再让人耻笑。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从那一刻起，父亲的偌大家业对我再也不具有吸引力了，我树立了一个梦想，就是像卡萨诺瓦那样闯荡世界每一个温柔乡，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十分无聊，但当年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那时，我把卡萨诺瓦视为榜样，把他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模仿。比如，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仿佛没有经过大脑，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我却偏偏喜欢他的冒失和偏激；又比如，他趋风附雅，其实并不太懂哲学，却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以图提高自己的分量，这真的很庸俗，但很多年来我偏偏喜欢这种庸俗，并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效仿，比如，我看了三遍《尤利西斯》，看了两遍《金色笔记》……我知道我骨子里很厌恶这些结构混乱内容晦涩的小说，但偏偏看了不止一遍，并且故作深沉地与人讨论其价值和意义，你肯定想不到的是，我学卡萨诺瓦学得如此神似，就是我居然还与《金色笔记》的作者、80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女士有一点联系。莱辛的父母虽然均为英国人，但她1919年10月22日却是生于伊朗，1949年才回到故乡英国，所以她对东方有浓厚的兴趣。我于是给她发去书信，开始了我们偶尔的书信来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想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教益，无非是试图增加自己的谈资而已。我是个庸俗的人，对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总而言之，我的大半辈子，就这么荒荒唐唐地过去了。
一年多前，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远在南部非洲做生意的老父亲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用罕见的严厉口吻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大意是说，一个男人即便没有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至少也该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组建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人生才勉强说得上完整……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葵儿，我已七十有余，尚未能抱上孙子，即便抛开我不说，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怎么还能继续荒唐下去……”我的老父亲不曾料到，实际上，那时候我正好已经对长期的浪荡生涯感到厌倦。对卡萨诺瓦也早已经丧失兴趣。他所代表的“非道德，追求享乐，自私自利，敢于冒险，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对我来说陡然都显得很无趣。我在声色犬马、脂粉裙钗、酒肉朋友中虚度多年，深感那样的生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的盛宴，觥筹交错中是无尽的虚伪敷衍，醉生梦死后是无边的孤单寂寞，回头看看，年华流水而过，除了残羹冷炙，杯盘狼藉，什么也没能留下。因此，我其实很愿意结束往昔的荒唐。2001年2月，我从欧洲返回中国，打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洗心革面，过正常人的日子。
而就在那时，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便被她的美丽给惊呆了。那是在去少林寺的路上，我往山上走，她往山下走，路很窄，我们擦肩而过。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天然的女人的体香。她身材高挑，不施粉黛，目光沉静如水，几乎就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对于我这样一个浪子来说，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
当时，我就在山路上发起了呆，一点不加掩饰地凝神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第六感出奇地好，察觉到我在看她。她侧过脸，冷冷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就走了。她的背影在少林寺下的这条山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仿佛一阵轻烟，完全消散。
我之所以要去少林，完全因为在海外时看到的电影《少林寺》的缘故。自从60年代李小龙开创功夫电影之先河以来，70年代香港的功夫片、80年代大陆与香港合拍的《少林寺》，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乃至古典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少林寺》，在国外也掀起了一轮旋风，巴黎甚至受其影响办起了“贝尔西武术大会”，据说如今已经搞了十六届了——或者甚至不止——我在巴黎居住的时间很长，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在国外时，我就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大陆看看少林寺。这和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同，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在少林之行里遇到心仪的女人，然而，却偏偏就这么遇到了，而且是真正地爱上了她。
为了认识她，我创造了无数次“偶遇”，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和钱。
从少林寺归来三月后，我雇佣的私家侦探帮我查到了她的所有背景资料。她叫蒋芹芹，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热爱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其次就是哈代，此外还有乔伊斯等英语作家。她如今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当初中英语教师。川大附中就在川大里面，于是，四个月后，我在她所在的城市——成都——买了一套住房。住房位于紧临川大南门的郭家桥，是一套150平方米的电梯公寓，成都房价不贵，每平方米就3000元人民币，所以这套跃层的大房子只花了我45万元。我想，不管我能否和她有较深入的关系，我都打算把这套房子在合适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给她——那时，我确实完全没有足够信心能拥有她，毕竟，她太冷淡了，我想送她房子，仅仅因为我查知她还没有自己的住房。
正是因为我的这种诚恳，当然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我可以和她谈论多丽丝·莱辛以及她的《金色笔记》——半年多前，也就2001年10月，她成了我的女朋友，并跟我一起去了欧洲。在欧洲先是四处游历了一圈，我和她还在日内瓦见了我的父亲，父亲对她很满意，一再督促我们早日完婚。我本来打算带她在我最喜欢的巴黎香榭丽舍住下，但是，芹芹却对法国毫无兴趣，她只对英国情有独钟，于是，我们决定在英国定居。我在伦敦帕玛街附近购置了一套住房，帕玛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以俱乐部众多出名，我想芹芹在这里或许会开心一些，她总是过于忧郁，我希望她能多一点笑容。另外，我们家族在英国萨默塞特郡以东、巴斯以南的乡间有一些房产。说来有趣，这一片地方，正好就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当年主要的生活区域，1840年6月2日，托玛斯·哈代就出生在多塞特郡，他父亲是建筑工程的小包工头，我家购置的一幢老别墅，据说就是当初哈代的父亲承包修建的。
这一带的田园风光十分美好，哈代的几乎所有小说，比如《苔丝》，比如《远离尘嚣》，写的都是这一带的事儿。因为哈代，也因为英国乡间的美丽景致，芹芹很喜欢到那乡间的别墅去，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陪着她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
2002年1月的一天，我和芹芹在我们乡间房产附近的卡斯特桥遇到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他叫小雷，是来英国学“中国历史”专业的——我一眼就看得出他也是个混日子的人，学中国历史要到英国来，这不是开玩笑么，总之，我从第一眼起就不太喜欢他，何况我从小四海为家，从来不觉得在国外遇到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兴奋的，但芹芹不同，她是第一次出国，在异国碰到国人自然有些欣喜。几句话过后，发现那个小雷居然也是成都的，用四川话说，是“正儿八经的老乡”，这么一来，彼此更是热情起来，芹芹非要请他到别墅里坐坐。我心里不大乐意，但也不好拒绝。于是当晚小雷就来到我们乡间的家中做客。我想，这一切可能都是天意吧。
就在那天晚上，芹芹对小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当时小雷随身带着多丽丝·莱辛写的那本《金色笔记》。而那恰恰是芹芹最喜欢的书。
实话实说，我并非不学无术，恰恰相反，除了对经商毫无兴趣之外，我在各大学科涉猎颇广，比如莱辛写于1962年的这本书，我是读过的。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当复杂的作品，从形式上讲，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资料、时事、论文，甚至直接摘录了许多报纸上的文章进来，显得很不像是小说。从内容上讲，它具有多层结构和多重主题——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省到50年代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幻灭；从当今世界的纠纷冲突到所谓的“性战争”；从挖掘集体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到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可以说包罗万象。必须承认，我不大能读得懂其中的许多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