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集体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到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可以说包罗万象。必须承认，我不大能读得懂其中的许多玄机，不过这不奇怪，《金色笔记》本来就非轻松读物，真正读懂的人，肯定没有几个，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这样坦然承认罢了。
而芹芹呢，我估计她或许是读懂了的，她是个女人，而且很女权主义，她或许比较能理解莱辛吧。至于那个小雷，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读得懂，他不过是像我一样附庸风雅而已，并且比我虚伪，不肯承认。可是，芹芹却偏偏被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小雷迷惑住了，那晚，他俩从莱辛的第一作品《青草在歌唱》一直说到最后的一部小说《黑暗前的夏天》，不时发出热烈的笑声，让我几乎插不上话。他俩还为莱辛连续数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总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而打抱不平。
为了不至于完全被排除在谈话之外，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于是就告诉他们我认识莱辛，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本来，这个小雷，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上我们一送客，他就从此走出了我和芹芹的世界，而现在，他和芹芹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我引见一下，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第二天，我们不得不留下了彼此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这个小雷，居然也住在伦敦帕玛街附近。
这么一来，回到伦敦后，无论如何，也算是朋友了。小雷经常约我们到帕玛街逛逛，我们住地一两里外便是驰名的咖啡馆聚集之地，知识分子们在那边读报纸，就政治或学理做生动有趣的讨论。再往西边走下去便是海德公园、皮卡狄利（伦敦有名的购物去处）、喷泉花园和干草市场（伦敦著名的剧院，全名为皇家干草市场剧院），女王剧院也在附近，总之，那一带是男女培养感情的好地方。我原本希望在这里使我和芹芹的感情更加茁壮地成长，没料到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许多次，我不想与小雷一起散步，但一想到芹芹和他单独散步，我更加不放心，于是只好同行，弄得我反而像一个“第三人”。我心里憋闷极了，想要发作，却又不好丢了绅士风度。正在我左右为难时，不久后的一天，小雷突然告诉我们，他父亲的投资公司破产了，无法继续支持他在英国混下去，他必须走了。走之前，他希望能去拜访莱辛女士一次。芹芹也在旁边不满地嘟哝：“怎么搞的，说了这么久，现在都还没能安排我们见一见啊？”
世界上总有些东西是金钱不大使得上劲心的，比如见莱辛女士这种已经没必要考虑金钱问题的大牌作家。而我虽说与她通信多次，毕竟以前也没见过，所以安排一次会面并非易事。好在终于还是成功。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在2002年2月19日下午4点来到莱辛女士的家——伦敦北部西汉普斯泰德一幢典型的英国式住宅。按过门铃之后，应答器里很快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声音：“上来吧，我在楼上。”在二楼楼梯口，我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身材矮小、有些发福、身着普通家居服的莱辛女士。她引我们进入客厅。这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显得有些破旧的沙发和扶手椅，到处都是书，一堆一堆的书。一只黑猫正躺在地毯上犯懒，看到有客人来，它只是睁开眼瞧了一下。莱辛女士对我们说：“这是一只怪猫，它有过痛苦的经历，它非常不愿洗澡，连我给它洗澡也不干……”那次，我们拉拉杂杂地谈了好一阵子。莱辛女士的如下一些话给了我强烈印象：
莱辛语录
“我不认为小说将被任何东西所取代，我从来都不为小说的未来担忧，我认为，事情永远都会是这样，总有一部分人会对文学感兴趣，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而且文学本身也有不同种类，一些所谓高品位的和一些大众文学。”
“小说创作的手法是在变化的，实际上总在变化。在过去的20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另外科幻小说、太空小说都十分活跃。还有不同种类的黑人小说、妇女小说……我毫不怀疑，小说一定会经久不衰。要知道，小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墨守成规，它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形式，有极强的适应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我认为，小说现在正处于新闻写作的边缘，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发展趋势，它更加趋向事实。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创作。”
“我认为，在《尤利西斯》中，有十分清晰的故事主线。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读者觉得它难懂。我认为它是一本十分清楚明了的小说。吴尔夫的《到灯塔去》也是一样，有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故事在里面，只是创作手法不同而已。《达罗卫夫人》也是这样。我认为，如果一本小说没有故事就不可能持久。故事的大致框架是一直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如何将它叙述出来。我写的《金色笔记》也同样是一本非传统的小说，但它也讲了一个故事。”
“作家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又是另一个问题。许多作家都在童年时期经历过紧张，有过压力。小孩子在困境中学会了观察，比如说，他们要观察父母的脸色，观察周围人的神色等等。这种观察能力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许多作家都是在他们童年时就获得了观察的能力。我经常感到吃惊：为什么许多人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像是生活在剧院里，我们周围发生的故事就像是在剧院里的戏剧一样。”
“我知道法国人对现代主义尤其感兴趣。他们认为我们非常好笑，因为我们太一本正经了。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其实二者完全可以并存。我也知道大学里面那些搞文学评论的人需要一些概念，还需要把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进行比较。我经常想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用，这样并不利于增进对任何一个作家的理解。我知道，在学校里他们是这样教你的，但这没有用。比如把福斯特与乔伊斯相比有什么用呢？这样既没有帮助你理解福斯特，也没有帮助你理解乔伊斯。要理解一个作家只有去读他的作品，而且是不要带着僵化的概念去读。因为作家本人在创作的时候头脑里并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只想讲一个故事，我们只想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像我写的《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系列小说就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你要写的书讲述的是百万年的故事，你就不会这样写：'弗雷德8点起床，喝了一杯茶，然后去办公室了。'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俄罗斯小说开头总是这样的：'在某某省某某镇，1889年10月一个潮湿的午后，一个年轻人……'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如果你写的小说要讲述持续百万年的故事，你就不会这样开头，肯定是这样的。”
我清晰地记得，当莱辛说到这里时，芹芹突然对着小雷笑了一下，我听到她用中文对小雷说：“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相信你将会是个好作家，没有理由，只是直觉——你要记住，我现在恳求你，你以后也要写这么一篇小说，是关于我的，也是关于少林寺的，不过你的开头不要从少林寺开始，要像莱辛今天讲的这样，要是很自然的开头，又是别人都想不到的开头。”莱辛女士好奇地问我：“他们在说什么？”芹芹淡淡地笑了一下，用英语对莱辛女士说：“我在交代我的后事。”当时我们在座的人都笑起来，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此后，小雷和芹芹又分别问了莱辛女士一些纯粹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因为过于枯燥乏味，我实在懒得再听，就先行告辞了，离开莱辛女士家后，我在海德公园转了好一阵子，天黑之后，我回到家中，但家里没人。我给莱辛女士打了电话，她说，和你一起来的那两位客人已经离开好久了。
他们能去哪里呢？我狐疑地东走西逛，走着走着，下意识地走到了小雷寓所门口。门紧关着，窗户也紧闭着，没有一丝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仿佛里面没人。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就是里面一定有人，而且就是小雷和芹芹，这个预感如此真切，以至于我因此丧失了敲门的勇气。我于是就躲在门外很近的一棵粗大的法国梧桐背后，一边看表，一边等待验证某个结果。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可思议，但我当时就是着了魔一般这样做了。一个小时零十三分钟过去了，门一直纹丝不动，莫非是我多疑了？就在我自己开始怀疑自己、打算离去的时候，突然，门开了，我看到芹芹低着头走了出来。路灯清冷地从半开的门缝射进去，我看到门边小雷的脸异常的苍白。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了半辈子花花公子，对于男女之事，我早已不在乎了，何况他们不见得就一定给我戴了绿帽子——我之所以难受，是觉得那晚的事情太蹊跷了，我预感一定会有什么无法预测和把握的事情发生。我的预感从来都是很准的。
那天我去酒吧坐了很久才回家，芹芹已经睡了，我发现我依然是很爱她的，因为我依然不忍心打搅她的睡眠。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悄悄钻到我自己的被窝里去，她就在我身侧，均匀地呼吸着，星光照进来，她的脸像天使的面庞，纯净无瑕。我想我一定是多心了，心里一下子安稳了，什么也不再想，闭上眼睛，等待瞌睡虫来召唤我。夜很深了，一片宁静，似乎可以听到泰晤士河的水声，正当我就要在那依稀的水声中睡去时，我突然听到芹芹异常清晰的声音——“你不是一直问我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箱子里是什么吗？其实没什么，就是我从小学起每天记的日记，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我今天把它都给小雷了，我请他写一个叫做《少林寺》的小说。对了，他过几天就要飞回去，我们去送他吗？”
我说，“送送也可以吧”，但芹芹却不再回话，我睁开眼看去，依然是那迷离的星光，依然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