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怎么说我，我都无所谓，但我不喜欢蒋芹芹同情我的样子，我就闭了嘴，不再吭气。我最怕别人同情我了，尤其是怕蒋芹芹同情我。虽然，那时我们都才8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那时就是如此，并且延续至今。我甚至想，我可能天生就是个害怕别人同情的人吧，从一出生就是如此。
我的出生是在1973年冬天。那时候，我父亲在遥远的东北修铁路，他特意从靠近呼伦贝尔草原的富拉尔基回到成都等候我的降生，我是他的长子，所以他心里充满期待。进家门之前，他专门在成都西北桥菜市场买了一只硕大无朋的老母鸡，倒挂在背包上，颇像《神雕侠侣》里的那只大雕。大雕扑腾着翅膀，鸡屎的气味飞扬。我父亲一点也没受鸡屎气味的不良影响，他神采奕奕，跨进家门。
第二天，我便伴着一场大雪降生到这个我不该来的世界。
在我们成都，一般好多年难得遇到一场雪，但我出生时的那场雪铺天盖地下了一个昼夜。那是1973年一个冬日的清晨时分，我降生了，嚎哭声惊醒了我父亲回味悠长的美梦。我父亲是个粗人，他只想吃好喝好睡好，我让他那个早上没有睡好，因此他不那么喜欢我了。当然，长期以来他不太喜欢我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他可能对没出生的我寄予的希望太大，因而对出生之后的我过于失望——据他说，当时在梦里他看到了一匹油亮的白色骏马，正从远方“得儿得儿得儿”地向他跑来，白蹄矫健，奔走如飞……然而，我却天生是个“内翻足”——我的脚掌往脚心里翻，所以我一生下来，就注定从此以后都将借助拐杖，当然，也可以不用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路照样是走路，虽然总是有人因此赞美我走的像跳舞一样。
7岁的时候，因为有人当面赞美我走得像跳舞一样。我打了有生已来第一场架。
是蒋芹芹将我劝走。她是惟一关心我的人，除了我父母。
是的，蒋芹芹从小就像姐姐那样关心我，爱护我。我和她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当时我们就住在成都的府河上游，是邻居，她比我早出生一个月。
记忆中，童年里流淌着的是那条被太阳撒满金色光亮的小河。70年代中后期，府河的上游没有任何工厂，河水很静，也比较清。女人们甚至还可以就着河水洗衣服，洗衣棒捶着衣物，发出“梆梆”的声音，敲碎了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我们家在铁路局家属区里，那一片地方叫做五块石，北面是洞子口，南面是西北桥。当时的五块石还十分荒僻，尤其是靠近府河一带，十分宁静。河岸边上是成排的法国梧桐，高大，茂盛，密密麻麻的叶子挡住了太阳的照射，孩子们喜欢在树下歇息，清风送爽，舒服极了，美中不足的是树上有许多带着黄黄绿绿斑纹的毛毛虫，偶尔会有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一碰到皮肤，又痒又肿，好几天都有些疼痛，越是用手摸越是红肿。曾经有一次，一根又粗又长的毛毛虫落在蒋芹芹的脖子上，她“哇”地一声哭了。我急了，一把抓起毛毛虫，扔出老远，然后急急地用舌头去舔那红肿的地方，因为大人说口水能止疼。然后我又仔细地一根一根拔去扎在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刺。蒋芹芹说，小泊你真笨，你不知道找根树枝吗？我说怕耽误功夫呢，我还说，我的手不痛。多年后我想，我可能是第一个用唇碰了蒋芹芹脖子的没有血缘的异性，但我们那时都太小了，谁也不曾在意，我们从那么久以前就开始肌肤相亲，以至于真的长大之后，反而没有肌肤相亲的激｜情。
我们还喜欢卷起裤管，翻开石头，捉那些躲在石头缝里面的螃蟹。螃蟹的夹子如果夹住你的手也是生疼生疼的，得先按住它后背上的壳，然后再把夹子按紧，让它动弹不得，至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大螃蟹，就得把它们的两个大夹子硬生生的掰断，有一次，蒋芹芹在一边突然问我：“那些螃蟹也会痛吗？”我呆了一下，我可是从来都不去管它们的感受的啊。蒋芹芹则从小就是个异常善良的人。许多年来，我心里其实一直明白，她对我那么好，主要因为她那天性中的良善，而非爱情——她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想到这里，我心里会有揪心的疼痛。
是啊，事实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对她好，是因为我爱她。而她对我好，却是因为她天生的对于弱者的关爱，我知道，本质这上植根于怜悯。
我爱的人呵，即便你对我的怜悯比太平洋还要宽广，我也只想要一滴露水——假如那滴露水里面有你的爱情。
那时，我们还那么小。我们两家紧紧挨着，只隔着一堵矮矮的石墙。
两家人关系很好，蒋芹芹的妈妈做了汤圆。总会让她端给我一小碗。她会爬到矮墙上，喊：“小泊，快来吃汤圆。”我会应声一跛一跛地跑过去，因为很近，我跛跛的姿势并不明显。我接过那白瓷的、热热的、干干净净的小碗，然后，在她甜甜的笑容中，一大口一大口地吞着。她有时也在一边吃，我憨憨地看着她，憨憨地笑。我们给予彼此的笑或许是这世界最美、最温柔的笑容。我想，在我们微笑的刹时，空气中肯定充满了幸福的小精灵，它们围着我们飞舞，唱着《欢乐颂》，让阳光也变得比蜜还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我如此幸福。
有时，蒋芹芹的爸爸上班回来，给她捎回一些糖果点心，她就会装在口袋里，然后趴到矮墙上，喊出我，我们一起来到府河边，坐在树荫下，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其中的甜蜜趣味，回想起来，未必不及恋爱的喜悦。
我和蒋芹芹还常一起玩“寻宝游戏”，一个人先到屋里把某个小物件藏起来，另一个找。一般首先是我在屋外，闭着眼数数，从一到四十，我总是故意漏掉几个，才数几下，就把眼睛睁一条缝，微微转头偷看，如果蒋芹芹发现了，就会大声喊：“不许耍赖！”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忙着去“藏宝”，注意不到我的小把戏。蒋芹芹确实不太有心机，把“宝贝”藏来藏去，总是那几个老地方：要么枕头底下，要么床底，要么就在被子里，最难的一次也只不过是把一个小玻璃球埋在了米缸里。好笑的是，不管她把“宝贝”藏在什么，她的眼神总是会有些紧张地往那个方向瞄。我可以捕捉到她的目光，顺藤摸瓜，找到宝藏。而轮到我藏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找不出来。
我藏的地方的确说得上是稀奇古怪：衣柜里衣服口袋里，鞋子里……甚至有一次我把“宝贝”先藏在自己手心，等蒋芹芹找过了枕头下面，再飞快地把它放过去，她累死也永远找不着。蒋芹芹因此总说我狡猾，“狡猾透了”。我就说她太笨了，说她“笨得像猪”。她不同意了，说她不是猪，“猪又懒又难看，我才不是猪呢”。最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她笨得像猫。当然我们也明白，猫其实并不笨，形容一个人笨得像猫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何况，蒋芹芹的样子确实有些像猫——轻盈，灵动，慵懒，还有一点点媚。猫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张曼玉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懵懂的时候。转眼，到了1980年，我们7岁了，开始上学。
我们都是铁路子弟，理所当然地在铁路小学读书，现在我和蒋芹芹不仅是邻居，还是同班同学了。我们小学在马家花园附近，从五块石家属区去那里，要先后经过西北桥，上沙湾，中沙湾，下沙湾。那时每到上学或者放学，蒋芹芹总是拉着我的手，穿街过巷。念一年级的蒋芹芹扎着两根小辫，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时，常显出一脸友爱、一脸无邪。
上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按学校的要求，我们每个学生都要交八毛钱，由学校统一买月饼回来分给大家。对于什么是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我们那时候其实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老师说，中秋是代表团圆的节日，天上的月亮在这天夜晚是最圆最亮的，地上的人们就模仿月亮的样子，做出圆圆的月饼，象征着一家人的团圆。
中秋节下午，学校在放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块月饼。老师在发月饼前特意叮嘱：发的月饼要放到书包里面，千万不要随便拿在手上，否则，如果在学校门外碰上“要饭花子”，很可能就会被抢去。我从小就十分逆反，老师说东，我偏要说西，何况当时只顾激动，根本不注意听得老师讲的有关“要饭花子”的事例。所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把月饼放入书包里，而是拿在手中洋洋得意地炫耀，不管蒋芹芹她们怎么提醒我，我也不听。结果，刚走到上沙湾，就被一个“要饭花子”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月饼。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到手的月饼也会没了，我伤心不已，哭了起来。蒋芹芹一言不发，拿出个白色的小手帕，给我拭泪水，一边说，“男娃儿不兴哭的”，一边将她的月饼，分出一个来给我。
在那时，蒋芹芹对我就是有这么好，以至于我妈有次开玩笑对蒋芹芹说，“小芹，你长大要是成了我们家小泊的婆娘，我也就安心了。”小芹就天真烂漫地笑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屋子，蒋芹芹拉着我走到府河边上高高的法国梧桐下面——或许是更小的时候我拂去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那棵树下面——咬着我的耳朵说，“我大了就做你婆娘”，说完就笑着跑了。
那时候，她还小，还意识不到残疾人和她的不同，或者她知道这种不同，却没觉得彼此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眼里有那么巨大，那时，她还把我当作她的同类……但是，1981年我们念二年级后，确切地说在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蒋芹芹似乎突然懂得了矫健的双腿是多么重要，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觉远——不是电影演员李连杰，而是电影中那个古代的觉远，那个双腿腾空而起，一跃三尺高的觉远，那个双臂摊开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