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白皙的皮肤，零散的白色汗毛，看见了他疲软下垂的双臂。我想起了我们曾热衷于健身：举杠铃，练仰卧起坐；然而最终自然又将我们的肌肉夺了回去。我的手指触摸在莫里松弛的肌肉上，我按着理疗师的指导拍打着他。而实际上，当我在捶打他的背部时，我真正想捶打的却是墙壁。
“米奇？”莫里喘着气说，他的声音在我的捶打下像风钻一样振动着。
嗯？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B？”
莫里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他也看到了事物的可变性。
“人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变坏，”他那天对我说，“而这一威胁正是来自我们的文明社会，来自我们的经济制度。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会担心失去它。当你受到威胁时，你就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你就会视金钱为上帝。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他呼出一口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它。”
我点点头，握紧他的手。我们现在常常握手，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又一个变化。从前使我感到窘迫和拘谨的事情现在则成了家常便饭，通过一根管子连接到他体内，里面装满了黄｜色尿液的导管袋就放在我的脚边。早几个月它会使我感到恶心，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莫里，“厕后留在房间里的气味同样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条件更换居住的房间，也无法关上厕所的门往屋里喷洒空气清新剂。这是他的床，这是他的椅子，这是他的生活。如果我的生活也被圈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我想我留下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就是我说的你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文化，”莫里说，“我并不是让你去忽视这个社会的每一条准则。比方说，我不会光着身子去外面转悠；我也不会去闯红灯。在这类小事情上我能遵纪守法。但在大问题上——如何思想，如何评判——你必须自己选择。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社会——来替你作出决定。
“就拿我来说吧。我似乎该为许多事而感到害臊——不能行走，不能擦洗屁股，有时早上醒来想哭——其实生来就没有理由要为这些事情感到羞耻。
“女人拼命想苗条，男人拼命想富有，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都是我们的文化要你相信的。别去相信它。”
我问莫里他年轻时为何不移居他国。
“去哪儿？”
我不知道。南美。新几内亚。一个不像美国那么私欲膨胀的地方。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莫里说，他扬了扬眉毛，这是他最接近耸肩的表示。“我认为逃避并不是解决的方法。你应该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不管你生活在哪儿，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远见。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将来。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尽量去适应各种发展和变化。但如果你的周围尽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人，那么结局便是一小部分的人暴富起来，军队的任务是防止贫穷的人起来造反，抢夺他们的财富。”
莫里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落在远处的窗户上。迎面偶尔传来卡车的隆隆声和风的呼啸声。他对着邻居的房子凝视了一会儿，继续说道，“问题是，米奇，我们不相信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白人和黑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男人和女人。如果我们彼此不觉得有差异，我们就会乐意加入人类的大家庭，就会像照顾自己的小家一样去关心那个大家庭。
“相信我，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是对的。我们都有同样的开始——诞生——我们也有同样的结局——死亡。因此，我们怎么会有大的区别呢？
“投入到人类的大家庭里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里去。建立一个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组成的小社会。”
他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我也用力地握握他的。就像在卡尼伐竞赛①中，你敲下锤子，看着圆球升向上面的洞口那样，我此刻似乎也看见了我的体热正从莫里的手传向他的胸口，又从胸口升向他的脸颊和眼睛。他笑了。
“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几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
他压低了声音。“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康尼和我去卧室收看法庭对0·J·辛普森的裁决。当原告和被告都面向陪审团时，场面顿时紧张起来。辛普森身穿蓝色西服，被一群律师团团围着。离他几英尺的地方便是那些要他蹲大牢的检查官们。陪审团团长宣读了裁决——“无罪”——康尼尖叫起来。
“哦，我的天！”
我们看着辛普森拥抱他的律师，听着评论员的评述，成群的黑人在法庭外的街道上庆贺，而白人则目瞪口呆地呆坐在饭店里。人们称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尽管每天都有谋杀发生。康尼去了客厅。她看腻了。
我听见莫里书房的门关上了。我盯着电视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把莫里从椅子上拖了起来。我笑了：就在“世纪审判”戏剧性地收场时，我的老教授正坐在抽水马桶上。
1979年，布兰代斯的体育馆里有一场篮球赛。我们的球队打得不错，学生席上响起了叫喊声：“我们第一！我们第一！”莫里就坐在旁边，喊声让他感到困惑。终于，他在一片“我们第一”的叫喊中站起来大吼一声，“第二又怎么样？”
学生们望着他，停止了叫喊。他坐了下来，得意地笑了。
注释：
①一种游艺场里的游戏。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地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累得连笑都很困难。他摇摇头。“当我坐在便桶上时，我怎么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倾，所以他们得扶住我，完事后他们还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对科佩尔说他想安宁地死去。他当众发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别走得太快，但也别拖得太久。”
科佩尔心酸地点点头。第一次“夜线”节目播出至今才过去了六个月，但莫里·施瓦茨显然已经垮了。他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连续短片。然而，尽管他的躯体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却更加光彩夺目。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摄像机的镜头拉出了莫里的特写——甚至连科佩尔也不在镜头内，只传出他的画外音——主持人问我的老教授还有没有话要对成千上万被他感动的观众说。我不禁想到了死囚临刑前人们也会这么问，当然，科佩尔并没有联想到这个。
“要有同情心，”莫里声音微弱他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气，然后加上了他的祷文：“相爱或者死亡。”
采访结束了。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摄影师仍让机器转动着。于是，最后的场面也留在了像带上。
“你干得不错，”科佩尔说。
莫里无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他低声说。
“你总是这样。”
“特德，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灵魂，但它夺不走它。病魔可以夺去我的躯体，但无法夺去我的灵魂。”
科佩尔的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你做得很好。”
“你这么认为？”莫里翻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在和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