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己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成都府南河畔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未，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①。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②。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