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执着而最终找到了人间正道的姑娘。
◎俞敏洪点评
柯莲是留学领域里行而上学的牺牲品。徐小平说是留学邪教，挺有力量。她为自己设置一个留学的目标，仅仅是因为留学是一个“好事情”。她没想到留学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没有基本条件和资格，蛮横启动的奋斗，就好像没有翅膀的飞机愣要起飞一样，结果只能是费煞苦心之后无情坠毁。
这使我想到，每个学生在决定留学之前，都应该对自己的状态进行一番科学客观的评估，看看自己是否应该留学、是否够格留学、是否值得留学、留学是否是实现真正人生价值的惟一或最佳通道。这其实就是人生设计概念。
柯莲的问题，其实可以用《人生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来分析：她应该控制好自己留学奋斗的时间，这样她的人生才可能引爆。别的不说，钱对于柯莲就是一个致命的因素。柯莲的悲哀，确实是因为她被出国无意识蒙蔽了眼睛，看不见其他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选择。这显然是愚蠢的。
我希望新东方能够把这种思想传播给每一个学生，使得柯莲这样的悲哀、无奈和失败不再发生。
C编
简介
千秋功罪，一念之差！这个“念”就是“观念”。人的命运在选择，选择的轴心是观念。人的成功在于观念。
陈章良与季新音
案例提示：
季新音，男，生物学家，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加拿大国家生物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年薪七万加元。季先生是徐老师的朋友。1995年年底，季先生与徐老师谈到陈章良，季先生很不以为然。但徐老师却认为朋友对陈章良的评价不公正。如何评价“海归”？成了世纪末的热点话题。
分离基因
1995年年底，正是陈章良博士在国内名声达到顶峰的时候。海内外媒体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他的故事。作为当时临渊羡鱼的海外学子，我也是这些报道的读者之一。在这些报道中，有两个细节使我至今难忘：一个是他回到北大之后大力推动科研市场化，使得北大生物系的老师奖金比其他系多出一倍以上；另一个是一张照片，是他和他的坐骑蓝鸟汽车的一张合影。
这与我的故事无关。
我的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叫季新音的老朋友。季新音和我是加拿大读研究生期间的朋友。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荣获加拿大国家生物研究室的录用，在那里搞科研工作，年薪七万加元。在留学生中间，算是一个成功者。我们常常通话，每次通话，无论是早晨8点还是晚上10点，他好像都是在实验室里，给我的感觉，研究室里好像有睡房一样，虽然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研究非常重要，非常超前。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他在做一种“分离基因”的工作，如果“分离”出他要的基因，这个基因可能会以季新音的名字命名，给人类带来治疗某种疾病的新希望。我听了肃然起敬，没想到我身边的哥们，就有这样为人类做贡献的先驱者。所以每次和他通话，我的问候语都是：“怎么样，今天分离了几个基因？”我为拥有这样的科学家朋友而自豪，更为这样的科学家居然也认我为朋友而得意。他乡遇基因，也是人生一大快乐啊！
这是1995年底，敏洪刚刚从温哥华回北京，我打点行装，即将奔赴新东方。季新音让我带一封信去北京，送到北京大学交给陈章良。我说：“你认识陈章良吗？”他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见过他，有过一面之交。这封信就是有几个学术上的事情要和他商量一下。”
我顺便问道：“这个家伙国内宣传得很厉害，他到底怎么样？”
不问不要紧，这一问，激起了这个海外学子满腔愤怒，他满腹牢骚说：“那家伙，什么也不是！他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出了名。生物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陈章良居然引起他这么大的反感，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听完我沉默了片刻。虽然我并不认识陈章良，也并不因为他是北大校友而自豪（北大可自豪的校友多了！），更不从我党的宣传需要来为他辩护，但是季新音的语言和情绪，显然与我的某种直觉、某种没有表达过的思想相抵触。我感到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我想了想，对他说：“陈章良对于生物学有没有贡献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但我知道他回国之后，带领生物系的员工，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物商品，极大推动了北大生物系把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化。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是美国国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最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之一，更是留学生能够带回国的最珍贵思想与贡献之一。
“我认为，哪怕陈章良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但只要他在科学技术市场化方面推动了北大生物系的进步，这个贡献，其重要性就不比分离出几十个基因差到哪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同样是居功至伟的。中国社会，毕竟多年来更加缺乏的，就是陈章良这样有现代意识、有市场意识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看，陈章良的贡献，其实并不亚于近百年来中国留学史上那些学有所成、回国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学科的学术泰斗和先贤。因为他开创的和代表的，是一代科学工作者以及中国社会大众最紧缺的新思维、新价值、新地位和新生活啊！这是新一代中国留学生能够为中国社会和个人价值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季新音是我的好朋友。听了我的话，半天不出声。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在思考。
脱离根基
再次见到季新音，是五年之后在从北京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上。我和他不期而遇，非常高兴。我说：“基因分离得怎么样？”他笑笑：“还行！”我问他这次回国干什么去了？他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说：“他妈的，陈章良这个家伙……”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如果这么多年我的朋友还在骂陈章良的话，他一定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我打断他的话头，说：“他又惹你什么啦？”
季新音用愤怒的口吻说：“妈的我去北京了。也见着陈章良了。看见这家伙搞得实在红火。他们的未名生物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他正紧锣密鼓在中关村北面建设一个北大生物城。我去参观了一下，建成之后绝对世界一流，真他妈的棒！”
我心里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我的好朋友靠骂别人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管这个人该骂不该骂。他的“骂”原来是赞叹啊！
我说：“你别管别人'他妈的'怎么样吧，说说你'他妈的'混得如何？”
季新音有点自嘲地笑了起来：“操。我还在国家实验室，搞老本行，继续分离基因。我这几年搞了一个生物专利，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家专利。说起来不要笑话，是一种早早孕检测与防范技术，市场潜力极其巨大，但搞到今天就是推广不起来。在国内找了好几家合作者，他妈这帮人不行！不是骗子就是混子，至今还没有做起来。”我说：“早早孕检测？”看我一付嘲弄他的样子，季新音严肃地说：“是啊！是检测早早孕的技术。现在市场上有这类产品，但测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只能做人流的地步。我的技术在房事后三天就可以检测出是否怀孕，并采取生物技术终止，绝对百分之百准确、安全。这等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女性的痛苦。所以，这是解放妇女的伟大发明啊！这是我的专利。”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科学的尊严和伟大，看到了科学家的崇高和神圣。但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产品推广不起来？
他说：“过去几年我找了好多家合作者，回国无数次，但总是不行。国内商业体制不完善，许多事情，如果你不亲自在那里盯着，要么是他们根本做不起来，要么是做起来以后根本没有你的事儿。妈的，这么好的技术！”他显露出一脸的无奈和烦恼。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国呢？我碰见无数留学生，都以为国内是落潮的海滩，赶着到滩上走一走，捉几个螃蟹，捞一笔钱走人。其实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行的。要么干脆就不回来，不要打回国发财的主意。要回来，就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彻底回来，把移出去的根再移回来，像陈章良那样。可以说，这是留学生成功的基本前提。”季新音撇撇嘴，摇摇头，摊摊手，耸耸肩，嘴里嘟囔着说：“妈的……”。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抢先说：“太太孩子还好吧？”季新音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太太长久不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一家五口，全靠季新音大约七八万加元的工资支撑。七八万加元的收入，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水准。一个传统的加拿大人，可能就会以这样的生活为最高目标而幸福地度过一生。
但不幸的是，季新音这样成长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心理也快到乐天安命的时刻，突然出现了惊人的中国机会。中国机会所展示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强大，它把所有北美留学生——富有的、贫穷的、失业的、创业者的心态全搞乱了。陈章良只是中国机会的一个象征，象征着在腾飞的中国，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世界级的伟大事业，并且获得人生价值的多层次、全方位、高纯度实现。
陈章良并没有创造时代，是这个时代创造了陈章良，而陈章良凑巧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呼唤着更多的陈章良。季新音把嫉恨泻在陈章良身上，实在是出名者必须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啊。（陈章良学弟不要生气！）可以想象，在陈章良所象征的中国机会面前，季新音这种留学生在国外获得的那点成功，实在显得寒碜，实在再也无法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