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和她的孟尝君，半夜三更起床点钱。他们点啊点啊，眼睛里慢慢出现了天堂的温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着了那弱不禁风的火柴。除了这么一点点虚幻的亮光，周围是无边的寒夜。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么一个美丽高雅、热情活泼、聪明向上、潜力无限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就这样度过她的一生？
孟若蕴和我握握手，向我告辞。夜色中，她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梦一般离去，正如她梦一般地来临。但我似乎看见，在这个公主的身后，尾随着一个阴险的女巫，要剥夺她的幸福生活、要吹灭她的火柴。这个女巫，其实就是滥觞于80年代、式微于90年代、但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出国集体无意识。
为公主的思考
我为孟若蕴提供人生设计，也许是独特的；但孟若蕴的人生问题，却带有普遍性。这个普遍问题是时代疾病，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中国的巨变，使得出国人群的幸福比较体系和心理平衡机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巨大，许多人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孟若蕴只不过是这个落伍的队伍中，一个毕竟想挣扎着赶上来的人。孟若蕴的经济地位，是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但孟若蕴又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中国知识青年。她感到的失落，是典型的温饱之后的精神贫血。对于这80年代出国的中国海外人群，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某种形式的回归，不仅是事业和金钱的出路，其实更是精神与心灵的归宿。
2、出国人群失去的，往往不仅是中国机会，还有中国就业所需要的经验学历以及中国创业所需要的文化传统。缺少经验学历，尚可以苦读弥补；离弃了特色传统，则成为文化边缘人，在哪里都感到生疏。我为孟若蕴做的设计，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危机，包含“学历和文化”这两种滋补品。让她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事业和人生的家园。
3、无论是美德还是陋习，反正中国人走遍天涯，都永远惦记着自己的故土。尤其孟若蕴这样改革开放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中国为他们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灵魂归宿。以世界为舞台的中国新一代人类，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往往有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的世界观：他们走向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舞台，而不是把舞台当作自己的世界。走出去，接受并回国传播西方文明，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世界，还是扎根于华夏大地。否则，把对西方文明的摄取变成对于西方文明的享受，就会产生出国意义的迷失感，产生出国价值的危机感。就像孟若蕴那样。开花的意义是为了结果，出国的价值在于回国。
孟若蕴在三十二岁人生危机的时候遇到我，我感激她来找我，使她有可能为她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机会。否则，再次振奋翅膀向远处飞行的她，会离她向往的神州越来越远，指不定会飞到哪个宇宙黑洞里去呢！而她身上的火柴，肯定就不够用了。
◎俞敏洪点评
孟若蕴的问题，既有哲理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她的故事给我的启发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心灵的幸福，而不是任何身外之物。孟若蕴美丽、有钱、在国外定居、有劳力士手表和外国护照、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但她却非常不幸。为什么？因为她失去了生命的根。
从技术性的层面讲，假如她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可能已经进入了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社交名流，并且和她老公离了婚；假如她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大学学历，可能她就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满意，满意的教育，必然会有一个满意的事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孟若蕴的问题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她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集中在这里：高等教育没有完成，在国外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回国来甚至连做个专业人士的资格也没有；如果她没有钱，那么她的烦恼可能就不是寻根，而是生存，但偏偏她又很有钱；如果她的老公没出息，她倒可以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嫁祸于他，和他离婚了事，但偏偏她的丈夫又相当不错，而且对她很好；如果她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她也不会烦恼，因为人生还可以继续浪费和赌博；或者她干脆是四十来岁，她的心态又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要改弦更张已经很难，所以也就不烦了，因为烦了也白烦。但她偏偏处在三十二岁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这造成她欲行难行的困境。我没有见过孟若蕴，但是，假如我不是认识推荐她来见你那位朋友的话，我真以为这是文学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呢。
孟若蕴现象反映出一个不断被忽略却是要害的问题——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出国的浪潮中，她回来寻找根基和土壤，寻找她三十岁的人生。为此，她要把自己重新移植和定位。如果说她今天的生存状态是由她二十岁出国时决定的，那么她在三十岁时为自己重新定位，就不能再出差错，否则到了四十岁还会像她现在这样，绝望而不美丽。小平根据孟若蕴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她最好的扎根土壤是中国，我以为这是“中国机会论”的一次典型的应用，这一理论是小平在新东方一贯宣传的。我完全同意小平对于孟若蕴所做的人生分析和设计。我坚信她会根据这一设计，迅速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和人生的根基。
醉酒当歌钟图洛
案例提示：
钟图洛先生三十五岁，北京某中央媒体处级主任记者。钟先生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村做中学教师，几年后考上上海师大历史系研究生；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钟先生一路窜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但他不但没有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
2000年底，他向徐老师提出的问题竟然是出国留学。被徐老师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他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一去不回头。
2001年11月，失踪了一年的钟先生打来电话，事情似乎有了新的转机……
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
初次见到钟图洛先生，是在2000年底，一个朋友介绍他来采访新东方。钟先生三十五岁，在中央一家著名媒体工作，是“处级”主任记者，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中年自信男。很快，他写的有关新东方的文章在中央媒体上发表了，反响很不错。
看了他的报道，我给他打电话致谢。没想到，他说要请我吃饭，约我到一个比较隆重的地点。到了饭店，我正一边寒暄，一边揣测他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竟向我说他想留学。
钟图洛看上去怎么也有三十大五了吧？在中央媒体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想留学？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不在焉地问：你的英语怎么样？他说：我的英语不如这个服务员。他指指饭店里面一个正在招待老外的女服务生。这并不是一个涉外饭店，服务员并不需要会说英语。那个女孩其实只是把菜单上的名字用拼音把它古怪地发出声来而已。我哈哈大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留学和你无关！好好在国内争取个副局、正局的当当、多写点有偿新闻、好好过日子得啦！
中国充满了机会。能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在国内好好发展。不留学，也可以取得留学所导向的成功。这是我在新东方从事咨询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于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留学不再是寻求前途的手段，而只是一个提升个人境界、升华个人素质的途径。而为了这个目的，在留学的时间、方式、国家这些因素上，个人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选择。
我认为钟图洛是国内发展的成功者，他也许确实需要通过留学提升自己。但决不要通过托福、GRE这样的激烈竞争的路实现留学目标。更不要只是为了留学而留学，结果放弃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对他这种岁数到中年、事业在中途、家境属中产、英语考中下的人，如果不把留学问题想清楚，整个过程对他有可能是一次破坏性实验，弄得不好非常可能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所以，面对他的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第一次对话就这样泛泛地结束了。我想他已经被我反对他留学的冷漠所温暖，不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吧。我高兴我又成功指导了一个人生。没想到过了几天，钟图洛再次约我出来，要和我“深聊”。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问题了。
我和别人的交往，具有一回熟、两回深，三回就会成为知己的能力。第三次见面，他已经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那天，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听了他的故事，我心潮澎湃，陷入了沉思。
历史久远的人生奋斗
钟图洛出身于福建一个平民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外省一个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个山村做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地位在这里有多高？不超过北京女孩子眼中的一米六零（这似乎正好是钟图洛先生的身高）。一个一米六零的男人在北京姑娘眼中大概是特等残疾人吧。而一个中学教师在钟图洛先生任教的乡村，在女方看来，也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不管他多么智慧高大英俊。
钟图洛告诉我，年轻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但是诗歌小说并没有给他换来金钱与美女——它们至今还在继续等着发表呢。在乡下勤奋工作了五年，他已经二十六七岁，面临父母日益沉重的要他传宗接代的压力，他瞄上了一个女学生。和女学生谈恋爱，是当地教师结婚的最佳途径。他告诉我，由于教师结婚难，所以他们不得不瞄准班上的少女学生。这样感情可以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