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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钟图洛比一般倒霉的中学同事还要倒霉。等到他这锅生米即将煮成熟饭的时候，女方父母双双拿着上吊绳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从而挟持了这个女孩，把她配给了当地供销社一个营业员。
“在当地农民心目中，营业员的地位比教师高。营业员至少可以买到便宜的煤油和红糖，而教师呢？什么也没有。”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知识男性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钟图洛决定离开这里，于是开始考研究生。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理论上还是处男的他（待考），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是钟图洛人生一次了不起的转折。
三年后，把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洒在这个硕士文凭上的钟图洛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他现在供职的这个令人尊敬的中央媒体。这是90年代初期，他已经接近三十了，正是男人一生第一个压力的高峰时期。分配到中央媒体，对于赤贫的父母和乡村教师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对中央媒体的地位构成竞争和挑战，也没有什么社会群体能够与中央媒体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媲美。一个一米六零、三十不立、来自赤贫农民家庭的知识男性，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好好干吧！
这个感觉，推迟和冲淡了他必将面临的人生危机感。
突然发生的人生危机
90年代开始的那几年里，钟图洛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得过好多新闻和媒体的奖项，赢得了很多读者和同行的尊敬。因为他的成功，领导一路提拔他，没过几年，三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是单位里的处级干部。在他的同事中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幸的是，就在他埋头奋斗的这么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社会的就业观念、成功观念、当官意识和各种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居然传出来一种社会笑话：宝贝儿，别哭啦，再哭长大了让你做局长！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在钟图洛拼命沿着体制内的阶梯往上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社会价值的造山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他的身边。他以为他攀登的是人生惟一的珠峰，而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的大路，千千万万条。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裂变。
他的人生危机，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成为正处级，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成就感中，没想到，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梦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的痛苦，首先来自于他太太的痛苦。太太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婚后不久就替钟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了，太太的产后忧郁症也随之而来。太太产后忧郁症的特点是：成天闹着要出国，今天说这个去美国留学了，明天说那个去马达加斯加学马语了，后天又说他们同班的某某同学现在炒股赚了大钱，大后天呢，不让他上床不用说，还用另外一个做房地产发了大财的熟人来“激励”他，其实只是让他恶心恶心，以消灭他的性欲。太太的抱怨，使得钟图洛感到太太对他产生了信仰危机和婚姻危机：嫁给你是个历史性错误。嫁给你简直还不如嫁给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呢！
夫妻生活陷入了低潮。但是高智商的钟图洛迅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这个危险感来自于他对自己同学们的一个横向比较。读研期间的许多同学，毕业后并没有像他这样执意要进入传统的官方单位，而是去了外企、私企，甚至还有干个体的。几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非传统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其中有个家伙，毕业后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一个硕士，居然摆了一个小书摊，曾经成为大家鄙视嘲弄的对象。但他胸怀大志气，心有宏图，一边练摊，一边编书，最后做儿童图书发了大财。当年被他们夫妻俩在作爱时取乐嘲笑的对象，现在却成了他太太不和他作爱的原因。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的一个时期。邓小平面对“苏东波”在为中国的未来思考新的方向；徐小平在孤独的加拿大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何去何从；俞敏洪放弃北大教师职位开始在中关村开启“新东方”的黎明……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商业和市场的舞台，知识和才能取代关系与后门，赋予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知识分子们巨大金钱和荣誉的时代，已经光荣来临！
追着这个时代巨轮前进、踏着这个时代节奏的人，很多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时代标志。而所谓的“失败者”们也没有时间哭泣，他们洗去了眼中被父母指着鼻子戳出来的眼泪，擦干了脸上被老婆叉着手指抓出来的血迹，在无穷无尽的机会面前，再次扬帆远行，继续追求成功的梦想和金钱的渴望。
假如社会不产生说不清是私营国营还是三资企业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假如没有留学归来成为科学富翁和政治红人的陈章良；假如没有离开北大创立新东方的俞敏洪；假如没有以技术和概念获得亿万财富的王志东、张朝阳；假如没有钟图洛那些当年被人瞧不起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同学们；假如没有她太太认识的那些一天消费超过她一年储蓄的新型富人们，钟图洛先生是不会在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的时刻，突然感到巨大失落的。
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事实，国民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每个男人女人口袋里叮当作响也是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北京、上海、广东据说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已经获得和拥有了发达国家同等阶层可比的经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像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