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响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笑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