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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求学关口，可以让城管执法者领略到中国式的生活经历，从弱势群体生存的意义上考虑执法行为，以自然而准确地找到执法与维系生存之间的切合点，使得执法不必如此惨烈，成为社会的擦伤面。
第二，就业关口。现代社会，原有的用人分配制度已被打破，采取的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社会用工制度，即大学毕业后到招聘单位应聘，在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前提下而签定工作合同。这种以人尽其才，提供发展，满足专长，自由选择的方式有它的合理性、积极性、创造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却对相当一批经过寒窗苦读l6载的莘莘学子来说，因为专业不对口，外貌、性别、身高等某一条件不足，加之招工指标有限等原因，而使得这批大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有的恐怕几年以内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况且社会用工标准提高，本科已不在需求之列，继之而起的是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又开始出现需求饱和了）、博士研究生，有时还要看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是名师的还是普通导师的。因此，一个家庭含辛茹苦20多年的培养，到孩子最终走向社会时，还不一定能及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了解就业关口，能使城管执法者知道所有中国式的生活经历与中国人全力扶持下一代成才自立的相互联系，所有依赖小本生意的人，其经济收入的较大比重是为了保证孩子们的长远生存之用，从中体会到一种长辈的善良与无奈。当重新看到这些脸上布满了岁月流痕的人们时，心中会留存一种感慨，不由得去有意或无意地把握执法的心态和分寸。
第三，工作关口。有时虽说工作找到了，有了一份相对固定的经济收入，使多少年来期盼的理想得以实现。但是随着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对工作质量和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上岗的人员一律要会熟练使用电子计算机，适应“无纸化办公”机制；要外语口语和笔译能力良好；具备与岗位相协调的写作能力；有的还要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接受岗位培训，要达到合格的要求；有时一人要兼顾几种不同的岗位技能，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年终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等等。这不仅是对一个人业务能力、普通文化基础、反应水平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他的心理素质、生理机制的无情挑战。如果最终事实证明能够基本胜任，或完全可以进行工作，就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然极为可能又要另找岗位，重新再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工作也是在一种充满着变数的状态中进行的，社会用工机制永远认定的是人的一种能力与效果，而不是稳定的人力资源。
了解工作关口，会让城管执法者由此意识到保持自己工作质量的重要，同时也会将生活经历的积淀、执法幅度的把握、宽容地理解他人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去摸索一种“三赢执法活动模式”，在寻求各方最佳组合的交叉面上达到一个新的融合点。
城管执法者要达到精通中国式社会经历，除了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进行理解感受以外，还应从个人的社会关系、学习阅读、观看电视、观察生活、剖析典型事例等方面来加以完成，特别是要立足于中国化的人生过程来完成对城管执法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经验的积累，才能实现对本土化的生存意义、生存方式、生存难度、生存标准的深入把握，从而构成一种厚重的社会经验认识，达到既能理解自己的社会经历，也能认同他人社会人生的思想境界。
这三个人生关口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的横断面，反映出了中国式的社会生活经历。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态度、人生哲学、生存技巧、生存法则、生存画面。它像一条又粗又长的人生主线连接着中国千家万户、平常人家，深达社会各个细胞，揭示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市井或社会人群的生存之道。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与城管执法行为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些现象是中国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了，为何硬要和城管执法活动扯在一起呢？
其实，持这种看法，可能忘记了城管执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植根于民众之中（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来论述），是在中国社会的艰辛层面来执法的。如果不知道、不明白、不清楚、不懂得中国弱势群体生活的曲折、坎坷、痛楚、艰难，就不可能做到在执法时发自内心地去理解相对人的各种活动，相反还可能从一个极端化的角度来认识、对待、处置这一类事件，而引发一种、一类、一系列城管执法的负效应现象。它是构成城管执法者行业基本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增加思维厚度、广度、深度、强度的一个主要方面。
二、了解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
城管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与社会群众接触较多，所以，从知已知彼、了解对方、掌控细节的角度上看，主动全面地把握这一类人的相关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转轨、经济转型、城乡交流、城市发展、项目建设等原因，而逐渐出现了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群体——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群体。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他们不论是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社会保障，还是在心理状态上都是极其脆弱的。他们靠着辛苦的劳动来维持着生活水平线以下的生活，而且缺乏稳定性，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致他们于绝境。因此，这个群体已经成了社会各界人士设法帮助与援助的对象，也是政府帮扶的人群之一。能否处理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得到各个部门的关心和扶持，也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仅就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而言，从已经取得的社会共识来看，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以下六类人：
（1）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城市扩大，国家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增加等原因，国家征用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耕地，这些农民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生活困难。以前，农民的经济收入尽管也很微薄，但可以利用较多的土地生存下去。然而，耕地面积的缩小，无形中打破了他们长久以来的经济架构，让他们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困境。农民手中只有很少一点土地，或是完全没有土地。这种现实迫使为数不少的农民开始重新思考新的生存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就形成了一股由农村向城市奔涌的“农民潮”。
（2）下岗的工人。企业改制，市场经济的竞争，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国营大型企业、地方中小型企业相继倒闭，让长期靠着企业生存的工人突然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的冷峻问题。他们带着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无法认可的心情，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维持生存之路。他们中有的人，在各种各样的条件、机遇、能力、选择的情况下，实现了比原来更好的人生前景，猛然间发现“下岗”是件实现人生腾飞的有幸之事。但绝大多数下岗工人很快跌入了生活的低谷，仅在能勉强维持生存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行走。为了保证能自食其力，不至于成为社会的累赘、家庭的包袱、街道办事处的绊脚石，他们就先后投入到经营小商品的行列中来。
（3）因房屋拆迁而产生纠纷的人。城市建设的飞快发展带来了重新规划市区的问题，特别是对老城区进行改造，要相继拆掉一批有碍城市发展的破旧、低矮、危险的房屋，以利用城市宝贵的土地来建造高楼大厦。
这本身是件好事，但由于在给房屋主人提供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上，房主与相关方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尽管经过了长时间、多轮次、妥协性、反复式的协商，但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房主就采取坚决拒绝搬迁和四处投诉的方法进行反抗。这样一来，非但没有解决拆迁问题，反而诱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潜在矛盾，有的还导致了社会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社会现象。由于房主不愿搬离而影响到整体拆迁和施工计划。自然该房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成为了违法建设。
（4）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四处上访的人。由于现在处于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多元管理、需求多样、讲究效率、注重实际的时期，因此，为了争取更多、更好、更大利益的竞争就适时地出现了。人们交往增多，发生合理性冲撞的频率大大提高，所以，各种社会矛盾先后出现了。几年下来，已经有一批人（称为损失方）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为了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他们用上家里所有的积蓄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上访行动。他们一直从基层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省会、从地方告到中央，层层上访、坚持不懈，结果几年下来（有的告了l0多年，甚至是20余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家庭仅有的一点“家底”全部用在了上访上，使生活面临窘境。在实属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也开始经营小商品来维持起码的生计。
（5）工作得不到安排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在百万裁军中，有大批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回到了地方，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欢迎，政府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先后安排了工作，并达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工作迟迟没能得到安排，致使他们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访，找到认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负责人，但解决安置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能继续生存，他们也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到经营小商品的行列中来。
（6）劳改与劳教释放人员。经过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而结束了服刑期（劳教期）的人，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届毕业大学生（还包�